孙承祖业

孙承祖业

将千家茶道事业重新打开局面的是千利休的嫡孙千宗旦。

千宗旦(1578—1658)的身世颇为“数奇”。很多茶道史文献都记载他是利休次子少庵的长子,这种说法本身从源头来看就有问题。利休膝下子女不少,与原配宝心妙树生有一男六女,千道安是嫡子。宝心妙树去世后利休续弦,娶了当时著名能乐师宫王三郎的遗孀宗恩为妻,宗恩与前夫所生的少庵一同过门到千家,被利休收为养子,同长子一样悉心培养。少庵成人后,利休将原配所生的幺女阿龟许配给少庵。天正六年(1578),千宗旦诞生在堺港。宗旦小时候聪明伶俐,又懂得自律,颇受千利休夫妇喜爱,童年时代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利休遇难时,家族受到牵连,道安、少庵兄弟俩踏上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少庵一路向东逃亡,最后到本州东北地方投奔利休门徒会津若松藩藩主蒲生氏乡,在他那里藏匿了一年半;道安也隐藏在美浓国(今岐阜、长野交界)的飞高山,在当地大名古田织部的庇护下生存下来。那一年,宗旦才14岁,因在京都大德寺跟随第110代住持春屋宗园修禅,侥幸躲过一劫。

与父辈们从小生活在富商兼天下茶人之家的优裕环境不同,千家第三代的宗旦从小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小时曾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在京都聚乐第的大宅邸里,耳濡目染祖父的茶风与待人接物风范。由于某种机缘,或者说家里出于对他的特殊期待,在他10岁时就被送到与千家渊源甚深的京都紫野大德寺,接受了正规严格的修行训练,于今天而言相当于在部队服役的磨砺。在大德寺里,他从勤杂小僧做起,从最简单也最烦琐的日常琐事修行,从为寺院僧众准备一日三餐、洒扫庭院、搬柴送水到外出行乞做法事,然后一步一步精进,有意或无意间似乎在践行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古训。果不其然,早年这段动心忍性的磨炼,对于千宗旦今后在重重困难之中力挽颓势复兴家业关系至大,“乞食宗旦”成为他爱用的一个茶号。

利休死后,秀吉的怒火渐渐熄灭,也开始念及他多年来的运筹效劳。后来在利休生前颇有交谊的德川家康、前田利家等一班大名的斡旋下,秀吉赦免了利休的后人,首先被召回的是少庵,归还了一度被没收的两大箱利休生前爱用的珍稀茶具,还将京都的几处土地赐予他的遗族,这些都成了后来千家茶道重新出发的物质基础。文禄三年(1594),少庵以复兴家业为由,让宗旦还俗。随着丰臣秀吉两次出兵朝鲜失败,身心疲惫暴病而亡,德川家康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结束战国乱世。千利休子孙终于等来了振兴家业的机会,最终在孙辈千宗旦的努力下,千家茶道再次迎来隆盛期。

时势变迁,利休的两个儿子先后从流亡地回到京都。不过,受家族灾变的刺激,千家兄弟厌倦了世事纷争不再出头露面,退隐到京都嵯峨野西芳寺研究茶道。道安后来出游,在四国、九州等地云游之后回到故乡堺港市继承家督。不久道安去世,因为没有子嗣,千家当主由少庵继承。庆长五年(1600)少庵退隐,22岁的千宗旦继承了家督。千宗旦成了一家之主后,把复兴家业、弘扬祖父的茶道当作一生最大的使命。他致力于祖父侘茶的振兴,摒弃一切奢华和夸饰浮华,潜心于心灵的修养。为了不重蹈祖父覆辙,发誓远离政治,不再出任将军或大名的茶头,尽管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以年俸500石聘用他当茶道师范,仍不为所动,矢志不移于茶汤之道,以一个隐居茶人的身份安度一生。

作为深受祖父茶风影响的千家茶道传人,千宗旦基本上延续了千利休的茶道精神,穷极“侘茶”的美学风格。江户时代初期有一部茶书《禅茶统一味》,相传为宗旦的遗著,从思想理念到内容到与文政十一年(1828)问世的《禅茶录》(寂庵宗泽著)如出一辙。虽然两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弄清,但从时间上看,宗旦的遗作远远早于后者,所以借助《禅茶录》,也可以窥知千宗旦茶道的某些显著特点。

1648年,千宗旦在京都千家祖居建造茶室“今日庵”,只有一叠加一台目大小(台目为茶道术语,用于计算茶室面积,一台目约3平方米),是作为晚年的修身养性之道场而建的。如今已成为日本国宝,不对外开放,参观需提前预约。据研究资料介绍,今日庵虽然小,却具备了一切茶室的元素,使人有尘芥之中森罗万象的广袤之感。3平方米见方的空间,是典型的维摩斗室,对人数有严格限制,最多3人,通常是主客各一。这种茶室空间据说是源自千利休的秘传,战国时代征战杀伐无休无止,千利休为诸侯设计这种密室用于谋划运筹战事,和平年代则被运用在传授手艺秘诀。别小看这个方寸茶室,却是千家大本营的象征。

在日本茶道史上,千宗旦是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正如《茶道传》的茶人系谱所记述的,千宗旦是将拯救茶道于衰微,复兴千家基业作为自己最高使命并为之奋斗不息的杰出茶人。祖父剖腹自尽全家逃亡星散的惨痛经历,使得宗旦潜心探索家业延绵不绝之道。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家族绝灭的危机,在权力更迭激烈、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他绝了出仕之念,自立于权力斗争之外,心无旁骛致力于弘扬祖父的侘茶之道。他对利休茶道的最大功绩主要有三点:一是成立了茶道“三千家”;二是确立了“千家十职”;三是设立了“家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