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光流”茶道的虚实

“珠光流”茶道的虚实

珠光作为“侘茶”之道的开山鼻祖,不仅在观念上,在器物上也有很多革新之举,在形而上与形而下都在茶汤的本土化改造上留下很深印记。

那么所谓“珠光流”茶道,是怎样一种面目呢?

首先是在茶道中被称为“数寄屋”的草庵茶室的逐步确立。珠光生活于室町时代的中期,唐宋风格的“书院造”极为流行,华屋俨然,六张榻榻米以上的茶室,宽绰而豪华,珠光对这种做派不以为然,进行日本化改造,使之与日本风土和审美趣味更加契合。他舍弃了贵族、公卿武家高屋华堂的建筑样式,改造成与日本风土相适应的木构屋舍。附属建筑也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内涵。小庭院被称为“坪内”,通往数寄屋的小径被称为“露地”,这两部分构成茶庵的主体,日出月落,季节的流转从光照和庭院里植物的荣枯里呈现。茶室缩为四张半榻榻米,是为草庵茶室:裸地、土墙、茅草葺的屋顶,看上去像农家院落,朴素、亲切、接地气。原先武家书院的墙壁敷以高级壁纸,珠光完全采用裸露的土墙,故意处理得凹凸不平。书院造被改造成数寄屋后,整个格局趋于内缩,茶室变小,“床之间”变小,茶道具也趋向小,但主客之间心灵距离变近了,摒弃外物的干扰,内心的丰裕才能被凸显,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所谓“大地须弥藏一芥”,虽为草庵陋室,却宽广得容得下无限的宇宙与芸芸众生。在时空上,茶室开始与精神世界发生关联,而具有了修行“道场”的内涵,既不同于武家书院茶的豪奢张扬,又有别于引车卖浆者流庶民茶的粗陋与世俗。

珠光对于有日本特色的茶道的形成,另一个贡献就是在茶器审美上的革新,就是打破以“唐物”为至尊的风气。正如他写给奈良弟子古市播磨澄胤的私函中所阐释的:

此道之大事,乃打破和汉之界限,使两者融合。因事关重要,应用心思量。

近时,有人以“冷枯”相标榜,初心者不明就里,遂竞相收集备前烧、信乐烧,并不能真正得到世人认可,此乃走火入魔之举,真真不可理喻。(译文参照《日本茶味》,奥田正造著,王向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所谓“打破和汉界限”,就是用茶道具上戒除分别心,就是不拘泥于“唐物”还是“和物”,而是以能在茶道中体现美为标准。这句话的潜在意思也包含着不再唯“唐物”(中国茶器)马首是瞻,只要能表现出美学境界,即便是日本国产的陶器也应该和奢华珍奇的唐物等量齐观。在珠光爱用的茶具中,除了具有像“付藻茄子”这样的“唐物”极品,更多的还有像天目茶碗、吕宋茶壶等中国南方民窑烧制,经海商辗转传到日本的非主流茶具。比如日本茶道史上有一只很有名的“珠光青瓷碗”,原本是宋元时期福建同安府(今厦门市同安区)汀溪民窑仿造官窑的青瓷器山寨货,在日明勘合贸易的全盛期走私进入日本。其特征是底座粗糙,釉色发黄,纹路散乱,相对龙泉窑或官窑的青瓷器来说,是入不了《君台观左右帐记》的次等品。但珠光却从中发现了“残缺之美”,大加推崇。据成书于1555年前后,记录当时茶道名器的《清玩名物记》一书显示,珠光曾购入四只这样的同安青瓷茶碗,其中一只后来由千利休购得用在茶会中,一举成为茶道珍稀名器传至今日。还有像被称为“高丽物”的来自朝鲜半岛的民间粗制陶碗;而本土产烧制品备前烧、信乐烧这类诞生于镰仓时代关西农村的餐器,也堂而皇之出现在他举办的高级茶会中而备受瞩目。“消融和汉界限”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之论,因为此前舶来品“唐物”与国产品“和物”是对立的,前者代表高大上,后者则是粗鄙土气的代名词,但两者的鸿沟在珠光的茶道中弥合了。这种观念也不是珠光首倡,是对自古就有的对待中华文化采取的“和汉折中”的另一种表达,但经由具有宗匠地位的珠光提出,遂被茶道艺术家奉为圭臬,这也为后来本土茶器的大行其道并最终取代奢华的舶来品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