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与王道
“应仁之乱”后，日本各地群雄并起。16世纪中叶，武士集团中实力最强的织田信长崛起。永禄十一年（1568）九月，在战国乱世中崛起的武士豪强织田信长以平息暴乱扶持室町幕府将军的大义名分，挥师“上洛”（进入京都），目的在于通过“天下布武”统一日本，梦想着能当上足利义满那样的“日本国王”。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掌控着堺港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茶人也被卷入战国争霸的激流中。
织田信长虽出身武人，却是惊才绝艳的英豪，身上有浓郁的室町时代武将气质，甚至连前来日本传教的西方传教士见了都惊为天人。信长雅好艺能之道，尤其对茶汤兴味浓厚，刻意仿效足利义满雅爱斯文的做派，对珍稀的唐物茶具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进入京都之后，信长更认识到茶道在工商业界和社会文化方面巨大的影响力，积极将茶道纳入运筹帷幄的政治谋略中，也就是所谓的“御茶汤御政道”。他收罗很多价值连城的唐物用来赏赐部下或收买敌人，赋予茶汤攻守联盟的政治意义。比如，在以京都为中心向外扩张势力的征伐中，大和国多闻山城主松永久秀通过向信长进献价值连城的“九十九发茄子”茶叶罐，不但免于屠城的命运，还获得奈良南部的统治权。
1569年，织田信长已经牢牢控制京都局势，并以席卷全国之势加快了统一日本的步伐，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将军。此时，那些盘踞在京都周边的豪强、大名成了他的心腹大患，尤其是与堺港关系很深、称雄一时的三好氏一族，因为支撑三好氏财力基础的就是堺港的“会合众”。织田信长要将三好氏的势力驱逐出京畿地区，首先就要切断他与堺港的财源通道，因此就要使管理这座城市的权力机构就范。于是向堺港“会合众”下达强征军费二万贯的指令，限时上缴，否则屠城。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在经过掂量之后，堺港的茶人纷纷向信长投诚。彼时堺港著名茶人、第二号工商界大佬津田宗及在说服了城中主战派之后带头上缴保护费，并积极向信长靠近，被聘为军中茶头。绍鸥的女婿，堺港豪商出身的茶道家今井宗久因为向信长进献“松岛茶入”“绍鸥茄子”两件稀世茶罐，被默许免去摊派到头上的巨额军费，不但被委以收缴一方赋税和筹款的职务，负责军火的制造和采购，还受聘为信长麾下的茶头。堺港商人群体的经济意识、政治敏锐性和善于应变的素质深获信长的欣赏，进一步认识到这个群体的独特价值加以笼络利用。在这种时代氛围下，以千利休为代表的堺港茶人最终被裹挟进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浪潮中。
利休何时开始与之接触至今尚未明确。从今井宗久留下的茶会记录《今井宗久茶道记拔书》看出，利休第一次出现在信长的茶会是在元龟元年（1570）4月1日。这一天，织田信长应邀到今井宗久府观赏堺港富商的茶器联展：
松井友闲叟（堺港豪商）闻信长欲观堺之搜友名器，故今日于府中请信长一览，所出示之宗久道具中有松岛之壶、果子之画。翌日，宗易以淡茶点前敬献于信长。其后信长赐予衣裳、银两若干。（参见《日本茶道史话——叙至千利休》，熊仓功夫著，陆留弟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9年）
这条史料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堺港富商联展的“唐物”非常丰富，织田信长整整饱览两天；二是利休作为茶会的茶头为信长点茶，一亮相就获得后者的赏识，赠予衣装银两。从此之后，利休开始频繁出现在信长的茶会中，如天正元年（1573）11月24日，信长在京都妙觉寺举办的茶会记录中有“宗易点茶，将军坐于客席品尝敬献之茶”的文字，参照同时期的文献资料，可知利休已经成了信长帐下的首席茶头。当然所谓茶头，在战国时代并非专指点茶、举办茶会的职人那么简单，政治家信长将这一源于中国佛寺专司行茶礼仪与修行的名称重新定义，赋予其内政外交的功能。比如，在织田信长迈向统一日本的进程中，与京都拥有大规模武装僧兵的本愿寺实现和解并结盟是其中极其重要的步骤，而实现这一步靠的不是武力较量，而是茶室里的折冲樽俎。据《信长公记》载，经过旷日持久的对峙之后，在松井友闲、利休等堺港茶人的斡旋下，双方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天正六年（1578）正月，在信长举办的茶会缔结和平盟约，而作为盟誓的信物象征居然只是在茶会上各自出示稀世茶器，信长是“松岛茶入”，本愿寺一方为“三日月茶壶”。得益于利休、今井宗久、津田宗及等堺港茶人的襄助，织田信长迅速扩大权势。
说来有趣，谈及日本文化，常常可以看出其中的“二律背反”。比如，在江户时代，锁国体制下日本内外和平稳定，国内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太平盛世”达两个世纪半之久，却偏偏孕育了最具残酷性的武士道；而战国时代却在征伐杀戮、血雨腥风一百多年的乱世中，催生了最风雅闲寂、最具和平主义色彩的茶道艺术。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极尽侘寂风雅之道的艺术之花，竟然在铜臭味十足的商业城市大坂堺港傲然开放，最终使之得以确立的师徒两代茶人武野绍鸥与千利休，以及当时一流的茶人群体，也都是出身于锱铢必较的商人之家。这类看似互相矛盾的现象背后，预示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已经悄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时代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里，原先由贵族、僧侣、武士阶级把持的文化特权，已经转移到由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主流的町人手中，他们成为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主导者，茶道因之自上而下广泛传播，并在民间深深扎根。
战国时代，饮茶已经在扶桑列岛蔚为潮流，饮茶不仅在国内各地普及，甚至成为一种最高时尚，社会各个阶层，皇室、公卿、大名、商人、市民等都趋之若鹜。而茶道更成了武士的必修课，其中实力显赫的武将更是充当了这一时尚的倡导者，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陶醉其中，甚至不惜为之倾城倾国或身败名裂。战国时代的领主或大名，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资深茶人，如松永久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个名单还包括不计其数的实力大名，如古田织部、蒲生氏乡、细川三斋等，茶道在他们的观念中有着今天的常识难以理解的价值：为了获得一件珍稀茶器，不惜发动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两军对垒之际，将茶屋运到战场最前沿，在流矢鸣镝中享受一盏抹茶的安详与芬芳；向黑云压城般的敌方输诚降服，只要献上一两件茶道名器即可化干戈为玉帛；横扫天下的枭雄将成功举办一场茶会看得比攻城略地的战绩更值得夸耀，将“有生之年能独立举办茶会”作为人生最大志向……在一碗青绿的茶汤之中，战国的武士们赋予它如此之多的内涵与外延，这即便在茶文化起源地的中国来说也是匪夷所思的。
天正十年（1582），织田信长荡平了日本本州，统一日本大业指日可待。在击败负隅顽抗的武田氏之后，织田信长回到京都准备大宴家臣，对手下武将论功行赏。这一年阴历五月二十九日，信长随身带了38种顶级茶具进入京都本能寺，打算次日和博多的豪商们举办茶会时展出，不料被部下明智光秀倒戈一击，信长自焚身亡，带来的茶具名物也大半付诸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