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渡宋求法

荣西禅师，号明庵，保延元年（1135）4月12日生于本州中部的备中国（现在的冈山县）贺阳郡宫内村。荣西俗姓贺阳氏，幼名千寿丸，父亲贺阳贞远是吉备津神社的神官，精通佛学。千寿丸虽出生神道之家，因缘却在佛教，8岁时随父亲读《俱舍》《婆娑》等经论，萌生了出家修行之志。11岁时师事吉备国安养寺的静心和尚。13岁时登比叡山入延历寺受戒，翌年落发出家，法名荣西。

比叡山寺院是当时日本传播佛教天台宗的大本营，其体系乃是平安时代初期从大唐留学归国的最澄法师所创办。其后圆仁慈宽、圆珍智证等高僧大德都曾在比叡山担任住持弘扬台密。在比叡山，荣西跟随名师系统学习了天台宗密教，精研《大藏经》数年，迅速积累了作为一个学问僧的修行，在显教和密教上已经颇有造诣。

荣西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求道者，不满足于现状。在当时，僧侣的社会地位很高，比叡山在佛教界拥有很大势力，长久的坐享其成滋生了故步自封的学风，在生活上也趋于腐化堕落。荣西失望之余把目光投向天台宗发祥地的中国。特别提及的是，在延历寺学佛的过程中，荣西接触到最澄、空海等大师的著作，了解到有关唐朝禅宗的记载，虽然只是极其简要的只言片语，但却足以引起荣西的兴趣。原来，自从9世纪末期开始，中日之间佛教交流活动也随日本废止遣唐使制度而告停滞，日本的佛学就此停顿不前，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在原地打转，彼时日本的镰仓时代与中国的两宋，虽然处于同一时期，但所处的历史今非昔比，从佛教本身来说，其发展的主流，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唐代奠下基础的禅宗，到宋代已经开花结果，佛教思想已经从天台宗、密教时代，进入到禅的时代。有一次，荣西在九州博多港（今福冈），偶然从往来宁波的日本海商那里得知禅宗在江南丛林大行其道的盛况，不禁心为所动，决定步先哲的后尘到中国去精研佛法。

仁安二年（1167），27岁的荣西来到九州的博多港，等待季风准备从那里去中国。过去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早期，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和僧侣大都从博多启航。但是自从中止了遣唐使制度后，入唐的僧侣不过数人，而在荣西入宋前的百年间，几乎不见前往中国的日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荣西入宋求法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翌年四月，荣西搭乘日本商船启程渡宋，在明州（今宁波港）登岸。平安时代后期，掌握朝廷实权的平清盛鼓励贸易，积极和中国发展海上商贸，明州是日宋往来贸易的最大对外港口。荣西在明州期间，游历天台寺和阿育王山等佛门圣地时接触到禅宗。本想在天台山进一步了解学习禅宗，但因为要和同伴一起乘船归国，所以第一次渡宋只待了半年时间。但这半年的所历所闻在他思想上打上深深烙印，并转化为一种深沉的憧憬。

他在巡礼天台寺时获得三十余部佛学著作，回国后在研读这些典籍时，发现了空海和最澄都曾提及的禅宗，于是重新燃起学习禅宗的热情，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留学计划，按照他的设想，除了在中国学习还要追根溯源前往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因为筹措资金，这个留学计划在二十多年后才得以实现。

文治三年（1187）春，荣西再次渡海前往明州。这一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江南研修禅宗，再追根溯源前往佛教的发祥地天竺（印度）求学。怀着求得禅宗真谛的愿望，走访了江南名刹。后来他到南宋陪都临安府向有关衙门申请赴西域的度牒。当时南宋偏安淮河以南，北方领土被金国占领，而西北与西域之间的要道也被西夏和蒙古所控制，无法通行。西行受阻，荣西随遇而安，就此留在明州潜心修习禅宗。好事多磨，这次西行受挫，不但成就了荣西在日本禅宗文化开山祖的地位，也改写了日本茶文化史。历史无法假设，但其本身充满偶然性与神秘性，这在荣西身上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怀着对天台山的向往，他再次来到万年寺，就学于第八代临济宗黄龙派传人虚庵怀敞禅师门下，后来还一度随虚庵迁居天童山景德寺。据说荣西跟随虚庵修禅四年，学业精进，获得导师认可。1191年，虚庵将法衣、临济宗传法世系图谱以及锡杖等象征合法传人的可信物授予荣西，“明庵”也是怀敞授予的法号。为了报答虚庵的传道之恩，荣西回国后的第二年，设法从日本广集良木通过海商运到明州重建年久失修的天童山景德寺，据说其中的七幢大殿是他回国前参与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