堺港：战国乱世的“桃源乡”
“堺”字是中国古汉字，《说文解字》载之，意思同“界”“境”，也就是边界、边境之意，如今这字在中文近乎死语，但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声名远扬的地名，如今已是大阪府第二大城市堺市（战国时期称为“堺”，为行文方便，按照中文的习惯在本文中称之为“堺港”）。堺诞生于王朝律令制时期，因为位于摄津国、河内国与和泉国三国交界之处而得名并延续至今，算得上一个古意盎然的地名。
对于堺港我是颇为熟悉的。曾一度因工作之故，我经常出入大阪，每次在电车上路过这个距京都不过20千米的海港，看到写有“堺”字的招牌、站名，总会浮想联翩。先入为主想到的大多是以往从书本上得来的与当地茶道相关的种种传奇。比如，武野绍鸥和千利休，以及围绕着这两个出身堺市的师徒周边的人物事件的脉络纠葛，几乎贯穿了整个16世纪，其间所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多多少少都与堺港有关，堺港可以说书写了一个世纪的城市发展史、文化史，更是承载了大半部日本茶道史。
堺港成为日本茶道战国时期走向大成之路的关键桥段不是偶然的，这个机缘，可以说是时代与空间因缘际会的产物。
在时间上，被称为战国时代（1467—1615）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混乱的年代，从名称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大秦帝国在迈向统一前那个征伐不已战火延绵的乱世。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北宋时期爱艺术爱点茶胜过爱江山的风雅皇帝宋徽宗一样，开创了东山文化的足利义政也是一位因沉溺风雅之道而构祸社稷江山的君主。由于他长期沉迷艺道而荒废国政，矛盾不断堆积，最终无法收拾。1467年，围绕着将军继承人问题，室町幕府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长达10年之久的“应仁之乱”（1467—1477），从此将日本推入延绵百年的战国乱世。在这一时期，各地领主大名和武士集团形成武装割据之势，他们逞强争霸，高筑城墙，又彼此攻击征伐，臣下谋反背叛主子成家常便饭。与此同时，日本各地出现农民和城市市民的暴动；大寺庙倚仗财力、僧兵和信众，扩张势力，甚至统辖一方，列岛四处烽烟不息，时时处处笼罩在刀光火影中，甚至连朝廷所在地的首都都不能幸免。
一般而言，战乱往往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和文明的凋敝衰退，但这个规律似乎不能完全适用日本中世的某些区域。在扶桑列岛延绵百年的战国乱世中，有一个地方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更令史家匪夷所思：一是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二是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三是城市文化繁荣昌盛。那就是大坂中濒临难波港（大坂湾）的堺港，仿佛是异次元般的存在，不仅富足，而且一派和平与安宁，俨然一个自外于兵火硝烟的“桃源乡”。
堺港的独特性，来自它优越的地缘性。自古以来，堺港位居海陆交通要冲，是从纪伊、伊势半岛前往京都和关东的门户，也是九州、本州中西部地区的佛教信徒前往纪州高野山参拜的必经之地。它又是关西一大贸易商港，因濒临大坂湾，从海路可以与国内各地相连，甚至可通远洋，唐宋时期就是遣唐使、渡宋僧进出中国的口岸。大航海时代以来，堺港开始活跃在海外贸易上，特别是十五六世纪随着日本和明朝之间恢复邦交，堺港因缘际会加入到“勘合贸易”中而迅速繁荣起来，一跃而成当时日本最大的外贸商港。
如前所述，始于足利义满退隐时期的日明贸易前后持续了近一个半世纪。从1404年一直到1548年，日方总共向明朝派出“遣明船”（“勘合贸易船”）计有19批次之多，兵库港与宁波港被双方指定为勘合贸易港。1465年，日本向明朝宁波派遣第13批勘合贸易船，1467年以京都为中心爆发了历时十年之久的“应仁之乱”，兵库沦为战火的重灾区之一，豪强大内氏一族控制了濑户内海国内外航线。于是1469年归航的第13批遣明船只得绕道在大坂南部的堺港停靠。正是这一意外事件，促使堺港加入日明勘合贸易中来，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548年，堺港取代兵库港成为日明勘合贸易港，百年间由原来一个小港城一举成为战国时期日本最繁荣的对外贸易港。
商品经济的发达，得益于货币供给的充足。利用海外贸易，尤其是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大明王朝的往来贸易的优势，堺港商人从中国明朝大量进口优质的永乐铜钱，然后亦步亦趋仿制，制造自己的货币。货币的广泛使用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一方面，堺港的商人长袖善舞交好四方，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经济意识在战国时期首屈一指。他们通过向交战双方贩卖兵器与军用物资，为诸侯大名采购来自海外的奢侈品而大发其财，火枪传入日本后，工匠云集的堺港又成了日本最大枪支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堺港商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战国乱世中发挥独特作用，他们通过向大名诸侯放贷或捐资，或从事海外贸易合作，强化了与各地诸侯的纽带，使得堺港最大限度地独立于战乱纷争之外。建立在这个自由贸易港繁荣基础上，堺港渐渐形成了一种在古代东亚非常罕见的城市管理模式，就是商业城市自治体，统治管理城市的既不是中央朝廷委派的地方行政长官，也不是割据一方的领主大名或地方豪强，而是由本地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代表组成的民间议会。这一模式源于文明年间（1469—1487）堺港的豪商们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会合众”。所谓“会合众”，是从本地商人和手工业作坊主中产生，最初只是负责处理本地区神社、寺庙的宗教祭祀活动，仲裁经济纠纷，渐渐地扩展到城市管理的诸多领域。到16世纪中期，“会合众”的运作已经相当成熟，其成员定为36名，每月由3名代表轮流执掌市政，处理公共事务乃至裁判诉讼惩治违法乱纪行为，像出身堺港的富商之家的武野绍鸥和千利休，早年都曾是“会合众”成员。堺港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类似国防军拱卫城市。
堺港的富庶、繁荣与高度发达的城市管理水平，也给16世纪进入日本的欧洲人留下深刻印象。1561年8月17日，获准在京畿传教的葡萄牙人加斯帕·维莱拉（Gaspar Vilela，1525—1572）在给国内的信件中写道：“堺港非常之大，豪商甚多，就像威尼斯一样，这个城市由执政官实行治理。”而他在1562年向欧洲基督教会提交的报告中进一步描述：“在其他国家常见的动乱，在这个城市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无论胜者败者都在这里安居乐业和睦相处，不曾出现加害他人之事。城市非常坚固，西部面海，其余三侧则以深壕环绕，水面常满。”此后“东方的威尼斯”之名在欧洲不胫而走，1598年由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绘制出版的第一张世界地图上，标注为Sacay（“堺”的日语发音さかい sakai）的堺港是与京都同列的仅有的两个日本地名，堺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名气由此可见。城市工商业的高度繁荣和高度自治化带来的宽松、包容和自由空气，也使得堺港成为日本茶道摇篮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作为文化名城，堺港之所以在日本中世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散发着芳醇文艺气息的人文胜地，其秘密就在于它长期形成的独特的商业文化传统。堺港是室町时代以后出现的新兴商业城市，町人（由商人、作坊主和职人所组成的市民阶级）占主流的社会，自有不同于贵族、武士和僧侣等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生意好做，商人工匠活得有滋有味，既享受繁荣的商业所带来的丰饶富足，又乐于接受优雅文化的滋润。另外，对出身町人阶级的商人来说，财富只能给他们带来丰裕的生活，跻身上流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提高自身的才艺。因此，很多町人之家，在实现财务自由，无须再为衣食生计劳碌之后，都会不遗余力在自身或子弟的才艺养成上投资。而富家子弟以家财为依托，可以心无旁骛致力于艺道，在日本近代以前，很多在文化上卓有建树的艺术家、文学家多出身富二代或家境优裕的商家，就是基于这一原理。而在室町时代饮茶已经蔚为时尚的时代背景下，茶道是最具魅力的时尚艺道，因为它不但是才艺的体现，更是财富、品位与社会人脉的象征。
在堺港，拥有雄厚的实力，而且还有了因财富与闲情逸致熏陶出来的品位与情趣的商人就成了一个对整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具备影响力的群体。担任市政管理的“会合众”成员，很大一部分就从这个群体中产生。他们不但积极参与各种文艺活动，而且直接或间接成了各种艺能领域的赞助者。堺港商业和娱乐业的繁荣，自由奔放的城市氛围，加之地理上的近便，吸引了京都、大坂等畿内的一流学者、文人、僧侣和艺能界名家前来，或开设各种艺道培训机构，或交流访问，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堺港成为文化都市。战国时代茶道在堺港繁荣昌盛，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堺港成为培育日本茶道文化开花的温床。从日本茶文化发展史来说，堺港在室町时代中期以来成为茶道艺术家的摇篮，群星璀璨一般涌现了鸟居引拙、誉田屋宗宅、北向道陈、武野绍鸥、今井宗久、津田宗及，一直到千利休等辉映日本茶道史的杰出茶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出身堺港的富商之家，他们正是得益于本地独特的城市商业文化的滋养。这种商业文化传统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无论是江户时代初期在京阪地区兴起的以市民文化为特征的“元禄之风”，还是18世纪以后席卷全国的大众文化潮流，都可以在中世时期的堺港找到基因。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对“唐物”顶礼膜拜的情结，在室町时代则变本加厉，形成了所谓“唐物庄严”的时代审美氛围。一直以拥有大量中国器物被视为富商的象征。特别是在上流社会的茶席中，唐物不仅意味着身份和财富，也是举办茶会不可或缺之物。随着堺港成为海外贸易的“终着港”，大量中国器物源源涌入，拥有了远比京都、奈良更多的唐物，更雄厚的财力和更广泛的参与茶会的物质基础，成为引导当时日本茶文化潮流的一个中心。就像后世明治时期依托巨大财富重振茶道的财阀巨商，如益田孝（钝翁）、住友春翠、岩崎弥之助之流一样，那些担任“会合众”的町人，很多都是茶道的爱好者，无论出于富而求斯文的附庸风雅还是以茶会友的商业交际目的，他们都是茶道艺术有力的赞助者和推动者，有的本身就是名垂文化史的茶道艺术家。
绍鸥是珠光的再传弟子。在珠光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个对堺港茶道系谱影响至深的门人——鸟居引拙，是他将珠光流草庵茶传播到堺港。鸟居引拙也是出身堺港的豪商，商号是“天王寺屋”。室町时代后期，随着贸易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堺港涌现了大量的富裕阶层，财富使得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作坊主有了大量余暇去追求高雅的文化时尚，因此作为新兴文化的“茶寄合”在堺港颇为流行，很多商人、实业家都是茶汤爱好者，他们手中有财力，可以收购茶道名器，举办茶会，甚至通过缴纳巨额礼金投入顶级的茶道宗师门下学习，鸟居引拙就是一例。根据《山上宗二记》记载，鸟居引拙曾到奈良和珠光学茶，后来学成回到故乡堺港，成为在堺港推广珠光流茶道的第一人。在室町时代中期，活跃在堺港茶界的还有一个名为岛右京的资深茶人。岛右京法名空海（与平安王朝弘仁时代的弘法大师空海同名），是从京都南部移居堺港弘扬茶道的宗匠。虽然不是珠光门人，但与珠光流茶道也有交集，他与珠光同出能阿弥门下。岛右京有个门人叫北向道陈，此人后来成了千利休最初师事的老师，也是通过他，利休成为武野绍鸥的茶道传人。
此外，堺港对于日本茶道文化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还有一个很重要，却往往被研究者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位于小城南部的南宗寺。南宗寺是临济宗系小禅寺，历史并不悠久，但与京都紫野大德寺渊源很深。南宗寺原是堺港南部一座小庵，大德寺第90代当主大林宗套受命来南宗寺开山。宗套是禅茶兼修的高僧，源自一休的茶禅法脉也经由他传到堺港，北向道陈、武野绍鸥、今井宗久、津田宗及和千利休等出身堺港的茶人都曾得到过茶禅文化的滋养。千利休的门人中也有不少出自南宗寺，寺中塔头集云庵庵主南坊宗启即是其高足，他所著《南方录》是日本茶道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也是研究以绍鸥、利休为核心的堺港茶系的权威著作。
这样，一条源自荣西法师的茶禅正脉，涓涓细流穿过岁月的沧桑和人事的兴废，曲曲折折一路蜿蜒而来，最终在战国乱世的“桃源乡”——堺港因缘际会，日本茶道史由此掀开绚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