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拙著《日本茶道一千年》脱稿并即将付梓之际，我在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慰之余，又有几分未能尽意的缺憾，赘言几句，权当后记。
本书是我多年来涉猎日本茶道文化的一些研究心得和习作。作为业余爱好者涉足这一领域，已有多年。如果从第一篇发表在《中国烹饪》杂志的《东瀛茶道见闻录》（2001年第7期）算起，到近期刊发于《寻根》杂志的《径山茶禅，传脉扶桑》（2020年第3期），也有20年。积累下来的上百篇长短文字，只是浅尝辄止的遣兴而已。将部分旧作重新进行整理归类，汇成一书，分别从日本茶道文化发展脉络，以及茶人茶事等方面，展现日本茶道文化千年流变的基本风貌。
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意味着最高规范与法则，因此本书的写作，主要聚焦于作为思想文化史的日本茶道这一主题，重在勾勒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发展演变轨迹，并揭示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而对于其中具体的技术制作或法式的展示则尽可能从简，因此本书不是作为茶道操作指南书。固然“技”与“道”，互为表里，谈论茶道当然要从技术开始，但过分拘泥于此，最后还是止于“技”，而与“道”相远了。
中国茶文化东传扶桑，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历史上中国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东亚海域留下的又一绚丽壮美的史诗。每触及这一话题，首先浮上心头的是如下四句：
吾本来兹士，
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这四句偈语载于《六祖坛经》“付嘱第十”，据传为达摩传道心法，说的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创立的禅宗分流繁衍派枝繁叶茂的盛况。其中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两句最广为人知，也最富内涵。“一花”即是禅宗之源，即达摩传入中土的如来禅；“五叶”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达摩东渡传道以后，禅宗经过发展演变形成五大宗派，即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南禅五宗；另一种说法是，自达摩之后，又历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五代，禅宗一门堂皇始大并臻于大成，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两句的意思大致是，不管修哪个宗派，无论追随哪位祖师，最后指向的结果都是为了自性解脱，最终都会通往成佛之路。
如果不拘泥于指向的具体语境，将这两句话用来形容某种原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奇观，也是很贴切的，比如中国茶文化的海外流播，——实际上“一花开五叶”的翰墨就经常以茶挂的方式出现在日本的茶道空间里。通过对日本茶道美学的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在形式上，它受惠于唐宋的吃茶礼仪；在哲学理念上，则起源于中国的禅宗文化；在艺术创新上，茶道则深深扎根于日本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审美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母国，无论从茶树的原生，还是茶的开发和利用，无不起源于中国。在历史上，茶叶从陆地上沿着古老的商道往西传到印度，后来又进一步传到中亚、西亚；起始于闽北武夷山的万里茶道向北传入广阔的西伯利亚；在海上商路，茶叶以福建沿海港口为起点，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向南经东南亚，再向西流传到欧美；向东传到朝鲜半岛和位于世界最东端的日本列岛。这个过程最意味深长的是，往西、往北、往南传播的茶叶，后来成了该地区的重要饮料和商品；而东传到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的茶，则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极富东方文化气质的茶文化。尤其在日本，成为一种超越茶的植物学、农艺学、饮食学领域，进入一种形而上的“道”的层面，不仅是一种追求“和、敬、清、寂”的灵修仪典，也是一门熔建筑、造园、书画、插花、饮食、陶艺、插花为一炉，融日常生活与审美体验为一体的艺术宗教——日本茶道。
茶道艺术可以说是日本将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成功范例，是日本的国粹之一。自日本有史以来，没有一种外来文化能像茶一样全方位影响日本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在日本，茗饮既是一种日常生活，更是一场审美体验，一种心灵的试炼与修行。与自然为友，以简素为美，以侘寂为风雅，在残缺的生命中成就某种完美——在这种生命哲学的观照下，茶就脱离了日常饮品的范畴，上升到一种艺术审美的超然境界：日常琐事无处不是禅，一杯清茶中可见大千世界，从啜饮的须臾之间体味人生的永恒。流风所及，千百年来，以禅宗为底蕴的茶道美学全面塑造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如果到日本，我们依然可以从日本人的家居、园艺、料理、文学、美术，甚至服装时尚去感受这种美学传统在岛国留下的文化烙印。作为汇集日本古典文化的一大综合艺术，茶道可以说是理解日本文化的最佳切入口。对此，不妨借助冈仓天心在其茶论经典《茶之书》中的相关阐释来加以认识：
茶道大师们对艺术所做出的贡献真是不胜枚举。古典时期的建筑及室内装潢，受他们彻底革新，成为之前在“茶室”一章所提到的建筑风格，甚至进而影响到16世纪之后的皇宫与寺庙。多才多艺的小堀远州，在世上留下许多证明自己天赋的伟大痕迹：桂离宫、名古屋城、二条城以及孤蓬庵。每一座著名的日式花园，都是由茶道大师所擘划的。在茶会中所使用的器皿，必须仰赖制陶师运用精心巧思，并且全力以赴。可知日本的制陶水平，若不是受到茶道大师的启发，恐怕没办法达到后人所见的那般杰出的程度，任何研究日本陶瓷者，对所谓的远州七窑定是耳熟能详。许多中国的织品，是以其设计花色的茶道大师为名。事实上即是：无论哪个艺术部门，必然可见茶人的踪迹。去提及他们对他们在漆器和绘画等方面的影响，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日本绘画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流派，那是以茶道大师本阿弥光悦为始祖，他同时也是一位制陶家与漆器艺术家。光彩如他孙子光甫，以及光甫之甥光琳与干山的作品，在光悦本人的创作之旁，他几乎变得黯淡无光。整个琳派，可以说都是在呈现茶道精神，我们似乎可以由他们所爱用的粗犷的笔触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
茶人带给艺术的影响如此之大，然而与其他的生活面比起来，恐怕还是微不足道。不只是社会利益的惯俗，甚至在日本人任何的居家的细枝末节，都可以见到茶道大师的影子。许多精致料理的做法，以及上素菜的方式，是他们的发明；待在家中必须着素色衣装，是衙门的教诲；赏花弄草，以什么样的态度才属应该，是他们的要求。他们强调人类生来即爱好的简谱，并且展现出谦逊退让所具有的优美风采。事实上，茶在他们的宣扬之下，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茶之书》，冈仓天心著，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
茶道大师作为一流的艺术家对日本的艺术与生活美学等诸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冈仓天心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礼赞，可以说是淋漓尽致、风光无限。我也是在以往读到冈仓天心《茶之书》，才对日本茶道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由此感到，茶道在理解日本文化的过程中的确有一斑窥豹的作用。
基于这种认知，我萌生写一本“私家日本茶道史”的书。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对日本茶文化的千年发展历程，以及在茶道美学影响下的各种艺术和生活领域进行简单的勾勒，为中国茶文化爱好者提供了解日本茶道的基本路径。既然定位为私家著述，难免带有较为浓厚的个人色彩，也就是在写作上的个性化。本书刻意规避教科书或学院式的宏大架构，从小处切入，再纵向贯穿与横向拓展，力图展示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茶文化发展图景。具体来说，以人物故事的展开来带动文化图像的扫描这样一个写作模式，因为人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研究一种文化，就要“不遗余力研究人，推究人”。本书从中国茶东传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到日本茶道走向世界的明治时代（1868—1912）这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其发展、嬗变和最终宣告完成的历程进行追根溯源的求索。从以大僧都永忠为代表的遣唐僧、嵯峨天皇，以荣西明庵为代表的渡宋僧，以及足利义满、足利义政、能阿弥、一休宗纯、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松平不昧、井伊直弼、田能村直入、山中吉郎兵卫（箺篁翁）、住友春翠、岩崎弥太郎等，一直到将日本茶道推向世界的冈仓天心，将日本茶道史上继往开来的十八个文化人物，从生平事迹到美学创造，展示于笔端。行文上，在尊重历史事实和权威文献的前提下，力求通达晓畅，并且加入自己旅居日本期间亲炙茶事的体验、田野调查和旅途感受，以期构建一部翔实严谨而又新鲜活泼的日本茶道文化史。
需要指出的是，以我的专业出身、学问素养或从业经验，本不足以写出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我既不是受过严格茶道修炼的业界中人，研究领域方面甚至和茶文化也不沾边，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茶文化爱好者，如白居易笔下的“爱茶人”（《山泉煎茶有怀》有云：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予爱茶人）而已。激发我20年来甘之如饴从事这一领域读写钻研的最大动力，首先是源于自身对茶文化由衷的兴趣和嗜好，另外还有些许寻根探源的研究兴趣，以及对日本文化特质的某种心得感悟。
我从小生活在铁观音工夫茶文化十分浓郁的闽南，种茶、做茶、贩茶曾是祖上的家传生计，至今生生不息。茶不仅是寻常百姓居家的“开门七件事”之一，也构成地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以茶为媒介，闽南沿海还和广阔的世界建立起强韧的连带关系，不仅是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还有近世以来“以茶开港”而著称于世的厦门港等，历史上都是海上茶路的主要起点，可以说闽南沿海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码头，乃至每一条街道，至今依然飘逸着乌龙茶叶的芳香。因此，行踪所到之处，对于当地的茶事首先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稔熟与亲近，然后是持久的关注、观察与琢磨。犹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到日本，有机会接触日本茶事，惊诧于日本茶道与中国茗饮的巨大差异。这种诧异，不知不觉间转而成为一种研究兴趣。初来乍到，我曾在一家寿司老铺勤工俭学，百年老字号自有一套世代相承的待客之道，连端茶送水之类的细节都很考究。我所在的学校为留学生开设日本文化课，在任课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各种茶文化中心亲身体验茶道的做法和礼仪，结识茶道师匠，也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之下研读相关专业著作。我在日本接触的第一本茶文化著作，是历史小说家陈舜臣的《茶事遍路》。这本购于神田书店街地摊上的二手书是我研究茶文化的入门之书。虽然所论几乎全是中国茶事，但小说家一支生花妙笔深入浅出，处处紧扣日本茶道与中国的不解渊源，写得非常流利生动，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茶文化知识，直接或间接也为我进一步了解日本茶道提供了门径。以这本书的阅读垫底，我又购读了久松真一的《茶道的哲学》等现代茶道文化论著。正是由于这种爱好的推动，在旅日数年间通过阅读、交游、实地考察和走访，我对日本茶事有了大致完整的了解和认知。归国后短暂的赋闲中，我开始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作为一个题目来写。而切入口，就是我所熟知的日本饮馔之道，而其中写得最多的就是日本茶道文化，其间一度还为本地晚报写过专栏。一方面希望以亲身体验和文献研究给予中国茶文化爱好者一个比较完整的日本茶道文化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对日本茶文化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让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化或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有另一个侧面的解读路径。当时恰逢茶文化热在国内兴起，这些研究日本茶文化的习作颇受报刊垂青，几年间刊发在《中国烹饪》《华夏美食》《东方美食》《海峡茶道》《书屋》《书城》等各种期刊的习作也有百来篇，历年收集起来的习作样刊，积了满满一大纸箱。这些束之高阁的旧作后来有幸得到湖南长沙《书屋》编辑部副主编刘文华老师的谬赏，建议我集结成书，并热心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2020年8月炎夏，刘老师与资深出版人董曦阳莅临厦门商议出版事宜，在筹划的最初几本出版物中，本书也有幸列入。本书能出版问世，完全拜刘文华、董曦阳两位师友的提携襄助之所赐，如此高谊厚爱，世间难得。此外，厦门著名藏书家、文友兼茶友张云良兄在我执笔此书期间曾给予种种有益教示，并慨然提供诸多难得的参考文献，友人间的温情一并记之于此，铭感不忘。
值得庆幸的是，承蒙文化发展出版社的厚爱，本书成为继《日本，一种纸上的风景》和《摆渡人：塑造日本文化的24人》之后在该社出版的第三本书，而且有幸继续由肖贵平老师担任本书的责编，更是喜出望外。在本书进入编辑出版之际，得到肖老师和社里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多方建议，拙著如能以稍微理想的面貌出版问世，那也与肖老师的指教斧正之功密不可分，在此致以诚挚的感激。
局限于个人趣味和研究水准，我没能将本书写成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充其量只是一部打上个人烙印的日本茶道思想史的文化随笔而已。茗饮之道，虽小犹大，它所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广，门道如此之深，很多话题远不是我这种“爱茶人”所能置喙的。因此，书稿虽告一段落，但留下的缺憾多多，还有需要留待今后继续系统深入研究。比如，受限于篇幅，书中对于日本茶道与中国茶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无论从具体表现到学理逻辑的阐述都显得薄弱；又如，虽说“茶禅一味”，但具体到禅宗在茶道形成和最终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虽有所触及但不够深入而显得浮光掠影；还有对于与茶道密切相关的其他艺术领域，如造园、插花和陶艺，则限于专业修养未能做更深一层的探究；此外，还有茶道作为一种古典文化，在日本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如何满血复活，并在西方世界获得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等等。因为学力不足，资料欠缺和时间仓促，书中贻笑方家之处更是在所难免，种种文责全在于己。
呦呦鹿鸣，求其友声。将多年心得刊印于书，既是对自己多年的研究进行一番梳理小结，与同好如切如磋的同时，也希冀得到各位方家和读者的勘误指正，为本书今后进一步修订完善提供宝贵参考。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说道不尽的话题，茶是一个最恰当的切入口，就当作为这段伟大的历史叙事献上的一朵五叶花。有道是：
华夏嘉木，东传扶桑。以茶为道，千年流芳。花开五叶，叶叶可观。山川异域，日月同光。
周朝晖
辛丑年阳春三月于海沧嵩屿渔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