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殉道

冈仓天心的《茶之书》我读过多遍，也写过类似读后感的随笔文字。引人深思的是终章《最后的茶会》，天心用利休从容就死的结局来试图说明什么是“唯有以美而生的人，能以美而死”的日本风格美学命题。读这个章节，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利休的死，以及为何非死不可的问题。

利休之死至今成谜。有关他被秀吉勒令切腹自裁，众所周知的是因为他在秀吉常常要进出的寺庙山门悬挂自己雕像的犯上之举。此外，还有很多莫衷一是的说法，诸如他的草庵侘茶与秀吉的黄金茶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利休基于茶道的和平精神，反对秀吉征兵朝鲜；私自动用天皇陵墓的石头用来做“露地”石灯笼；还有拒绝秀吉要纳女儿为妾，不一而足，这类似是而非的说辞，很多是千利休的门徒或后世茶人的臆想，为的是将利休的死神圣化，其实大多是经不起推敲反证的自话自说或假说戏说，其中固然有先入为主的误读，也不排除出于拉大旗做虎皮的私心。实际上，信奉珠光流“茶禅一味”的利休并没有真正“得道”，民艺家柳宗悦就批评利休“虽然学过禅，但没有忘记追名逐利，充其量他的禅只能是野狐禅”，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论断。谈论任何历史人物的命运因果，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

武家爱好茶汤之道，是延自室町时代以来日本武家文化的遗绪。武士作为统治阶级，拥有权势与财力，自然不免爱好奢华，珍重当时代表财富与文化的“唐物”，借以陶冶性情，或显示风雅，那是源于身份出身的教养，也有炫耀权势与财力的动机。但武家的这种嗜好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切身利益的需要而变化。织田信长看重茶道，是因为在当时茶道是对于显示“天下第一人”的权威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象征与经济实力，是实现统一天下的重要道具。但到了丰臣秀吉，面临的时代课题已经不同于织田信长，看待茶汤的眼光也会不同。在接替信长的“布武天下”时期，他也借助茶道来实现合纵连横或炫耀财富权势，但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茶道被他赋予安邦定国的思想文化功能，他要借助茶道文化的力量去改造战国武士。将茶道视为为政之道的思想观念在战国后期极为普遍，并非丰臣秀吉独有。平定天下之后武士成了核心问题。如何驾驭粗鄙少文、目无尊长又乏理想信仰支撑的武士，使之成为安邦定国的稳定力量而非社会动乱的群氓，是16世纪后期每个志在统一日本的政治家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信长和秀吉都寄希望于茶汤之道，均告失败，最终雄才大略的德川家康从中国儒学中发现了巨大的思想资源，重用儒生林罗山，用朱子学来规范武士的思想伦理和行动，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历史疑难杂症，虽然这是后话。丰臣秀吉具备一代枭雄的才干，又有着政治家的敏锐，工于权谋，但读书少，缺乏家康那样的胸襟和眼光，他的茶汤之道，更多了急功近利，充满了奢靡铺张和纸醉金迷的浮华，又助权势推广，声势浩大犹如群众运动。

利休反其道而行之，草庵茶与黄金茶在审美趣味和价值观上是对立的。《南方录》有云：

小座敷的花，必须为一种颜色，并要一枝一枝地摆放。当然这样做，你的本意其实就是对华贵之心的厌弃。

“对华贵之心的厌弃”，无论观念还是具体表现必然与武士的书院茶、黄金茶相颉颃，相对抗。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最终无法被秀吉接受，也有逻辑可循。

不过，单纯美学观念的对立，未必会招致秀吉将他从肉体消灭，更何况秀吉的功业也有利休的付出，利休性格上的弱点也是不幸结局的一个诱因。一是贪欲，他利用茶头身份在“唐物”茶器交易中舞弊营私，大发其财；其二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树敌很多。据说他经常冲撞秀吉，有意或无意揶揄他的粗鄙和暴发户气质，经常让丰太阁难堪，就连秀吉身边的人都讨厌利休自以为是的做派，秀吉的爱妾浅井茶茶、亲戚木下祐庆，还有五大奉行中的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都不吃他那套，说他坏话。利休自杀时，在当时的高层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同情他的人也很少，甚至有人认为他咎由自取。

战国时代，武士们忙着征讨打仗，这些矛盾纠葛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但随着丰臣秀吉结束战乱，社会面临转型时，利休的处境发生变化，来自政敌的麻烦、发难一下子多了起来。秀吉统一日本后颁布“刀狩令”（为实现天下稳定而实行的兵农分离，没收武士以外阶级的刀具的法令）、检地令，确定了士、农、工、商四个社会等级，用身份制治国，试图从源头上杜绝战国时代以来在武士阶级之间像瘟疫一样流行的“下克上”风潮。而利休以茶人自尊自矜，有恃无恐，对秀吉所要建立的封建制是一个破坏，所谓谋道不谋身，盛名显赫之下不知韬晦，最终把自己和茶道都逼入绝路，对此有茶道学者说：

利休的茶道，理想与实践相割裂，是一段败北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