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义满与北山文化
在日本历史上，室町幕府是继镰仓幕府之后的第二个武家政权，因统治中枢位于京都的室町花小路而得名。室町时代从1336年首任将军足利尊氏开始到1573年末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驱逐出京都宣告灭亡，存续时间近240年。
足利义满不但集武将与政治家于一身，而且在日本文化史上也是一个功勋卓越的艺术巨匠。虽是武家出身，但是雅好文化艺术，对艺术有着非凡的品位。他以强大的幕府至尊的权势和在与明朝勘合贸易中获得的巨大财富为支撑，对能乐、和歌、连歌、茶道、花道等艺能加以庇护和奖励。在他的倡导之下，以禅宗为底蕴的五山文学和水墨画迎来兴盛，在日后大放异彩的日本戏曲艺术——能乐也在他的扶持下开花，在一系列文化领域都结出累累硕果，史称“北山文化”。
所谓北山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源自室町时代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以京都北山的金阁寺为中心的文学艺术。它是在当时既有的日本文化基础之上以京都北山金阁寺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综合文化形态，包括建筑、园林、禅宗、文学、美术、戏剧、陶艺、漆器工艺等多个领域。
金阁寺一名鹿苑寺，原是镰仓时代朝廷公卿贵族西园寺公经建在京都北山的私家园林别墅。镰仓幕府灭亡，室町幕府取而代之。1394年，第三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把征夷大将军的职位让八岁的儿子义持继承，自己退隐皈依佛门。他以河内领地通过置换，获得原属鹿苑寺的宅地，并在原地上建造了山庄，三年后落成，是为“北山殿”。
虽说是足利义满的私家山庄，但无论规模和豪奢程度，“北山殿”几乎超过当时的皇居御所。尤其是舍利殿金阁寺，虽只是其中十三座建筑群之一，却因独特的设计和辉煌绚烂的外观闻名于世。这座临湖而建的三层阁楼汇集了镰仓、室町两代建筑精华的集大成之作：第一层名“法水院”，是平安时代贵族豪宅式建筑；第二层为供奉的“潮音洞”，为镰仓时代武士书院风格阁楼。这两层都是长方形的日式风格。一二层均为日式建筑；第三层为“究竟顶”，用来安置参拜弥陀佛像，是中国风的正方形禅宗佛殿建筑。最炫目的是建筑物的外装，通体金光灿烂，整座楼阁除一层外，外墙及栏杆、门窗都是在天然漆上镶贴纯金的金箔，屋顶还镶着一只中国的金凤凰，整座楼阁显得金碧辉煌、庄严富丽，金阁寺即由此得名。足利义满虽然从幕府将军宝座退下，且皈依禅门，但仍然担任京都朝廷中官位最高的太政大臣，实际地位等同于上皇（上皇是天皇退位的称呼；如退位后出家则称太上法皇），国家的权柄牢牢掌握在手中。北山殿竣工后，义满迁居来此，金阁寺实际上成了室町时代的日本处理内政外交的行政中枢。正是在足利义满的大力推动下，日本与明朝重新修好，日本成为明朝的朝贡属国。在此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勘合贸易体制，从15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延绵近一个半世纪，中日间经济文化交流迎来第三次高潮。在足利家族的垄断下，来自明朝的顶级“唐物”，绝大部分被幕府掌握，如此代代积累，子孙相承，足利将军的库府里形成一个数量庞大、品类繁多、奢华度高、来历清晰、保存完好的唐物收藏体系。单单记录其藏品的目录书，就分别有《北山殿行幸记》《室町殿行幸御饰记》《君台观左右帐记》《御饰记》四种大型文献，这项工作前后历时一百多年，经几代顶级文物鉴赏家的努力才告完成。
金阁寺不但是足利将军财富宝藏之所在，日本顶级权势的象征，而且是室町时代前期日本文化的中心。由此展开的北山文化，对日本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所涉及的领域，几乎涵盖日本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个中又以茶汤文化最为典型。正是在对金阁寺唐物宝藏的鉴赏、整理和利用，以及在金阁寺举办的茶会中，孕育出后来日本茶道得以成立的几个关键要素。
首先是“唐物数寄”的兴盛。如前所叙，“唐物”一名，始于奈良时代对来自中国的舶来品的称呼，是豪华奢侈品的代名词，并一直沿用到日本近世，泛指自唐、宋、元、明几个时期的中国传入日本的墨迹、书画、文具、陶瓷器、漆器等艺术品和工艺品，它是整个日本茶汤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组成部分。“数寄”，一名“数奇”，源于日语中表示兴趣、喜好的“すき”，意为被物象所吸引并为此痴迷。后来“数寄”一词被移用于文学领域，如13世纪初期的和歌创作理论就有“歌数寄”的表述。随着饮茶文化的盛行，“数寄”也被用于描述茶汤之美，叫“茶数寄”。与此同时，“唐物数寄”也成了与“茶数寄”相提并论的热门词语。“唐物数寄”的意思，就是以大量奢华的中国艺术品、工艺品和器具来装点茶会，使之达到一个很高雅的审美品位。
对中国舶来品的喜好在日本由来已久。所谓“唐物庄严”，就是源自王朝时代以来在日本上流社会形成的中国物品的崇尚风潮。后来随着遣唐使制度的长久搁浅，这种风气一度减弱。镰仓时代以来，以禅宗文化的传播为中心，中日两国僧人间的往来又频繁起来，出现了自唐代后中日交流的第二次高峰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又突然加大。很多中国高僧的墨迹被当作珍宝带到日本，如圆悟克勤、大慧宗杲、无准师范等禅师的手书真迹。也有到日本传道的中国和尚留下的挥毫，如大休正念、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他们的挥毫先是被当成禅门的镇寺之宝，后来更成了茶室中最重要的元素——茶挂。除此之外，随着繁盛的勘合贸易而带来的大量宋元物质文化，如茶叶、茶具、丝绸、陶瓷、典籍、中药、蔗糖等。而对“唐物”的进口，在足利义满执政时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潮。
日本茶道中最重要的配套道具“茶具足”，也是在足利义满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茶具足”，一名“茶台子”，即是举办茶会专用的器具和设备，也就是专门用于烹茶、点茶、分茶和饮茶的器具，这些都是日本茶道礼仪程序形成中的基本物质基础。日本饮茶习俗传自中国，因此初始之际，茶器的样式种类和构成也都刻意仿造中国的做法，像茶台子，从样式和相关配套都直接仿效宋代点茶的道具组合。宋代点茶中的“茶具足”，是茶会中不可或缺的道具。一套“茶具足”，一般包括装茶粉的茶盒（或茶罐）、带有盖子的水壶、风炉、烧水铁釜、供插勺用的瓶子、竹制茶杓、金属制炭铗（名“铁筋”或“铁箸”）、放置茶碗的檀香木架、天目茶碗（建盏），还有点茶时用来打出茶泡沫的茶筅等。有了这套精密的工具，日本茶道的技艺源头——“茶具足点茶法”诞生。据日本《本朝高僧传》一书记载，日本茶道史上第一个将茶台子传到日本的是镰仓时代早期的临济宗禅师南浦绍明。1267年，他从明州径山寺归国时，特意将寺院中用来礼佛献茶用的茶具套装带回日本，最先在九州的崇福寺使用，后来南浦绍明将之带到京都紫野大德寺，经由著名禅僧梦窗疏石普及开来。茶台子的道具组合中，除了茶筅是宋代才出现的以外，其余的在陆羽的《茶经》里已经大备。从道具组合也能看出，日本从宋朝带回的茶具有很高的文化性，不但超越了药用或日常饮料的功能，还有了借助一套精妙的道具演绎出来的颇具仪式感的程序规范，体现在喝茶中讲究技艺，也就说明此时已开始上升到艺道的层面了。在“茶具足”中，来自福建的建盏，也就是日本茶道通称的“天目茶碗”，成了“唐物庄严时代”茶器的代表。
建盏茶碗代表宋朝人的品茶审美风尚。在唐代，中国的茶碗以河北邢窑的白瓷和越州的青瓷为主，尤以越瓷为佳，这与唐朝人追求茶汤色泽贵在青绿的趣味有关，如陆羽《茶经》就说“邢不如越”。但是到了宋代，在道教文化影响之下，人们的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幽玄的黑褐色成为备受推崇的颜色。此外，也与宋代流行“斗茶”“茗战”的风气有关。斗茶以茶盏内侧盏壁水痕出现的早晚决胜负，茶筅在茶汁中搅起的汤花呈白色，在黑釉碗衬托下，黑白分明，水痕一目了然，赵佶《大观茶论》有云：“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色采也。底必深微宽。底深，则茶直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在这一审美趣味影响之下，原产福建建州（今南平市建阳市水吉镇）的黑釉茶碗“建盏”脱颖而出，两宋时期大为流行并取代了青瓷碗。当时生产黑釉粗瓷碗的民窑很多，福建建州陶土中含有某种矿物质，在高温烧制时会出现细小的结晶，在不同的光照中会呈现出缤纷的色彩，犹如夜空群星璀璨，是为“曜变建盏”，在斗茶成风的南宋时期极为普及。彼时前来江南学禅的日本和尚，在天目山寺庙见识了寺僧喝茶的建盏，爱不释手，大量采购回国，命名“天目茶碗”。宋代曜变天目茶碗后来成了“唐物庄严”的代名词，也是日本茶道中的顶级茶具的象征。
退隐后的足利义满经常在金阁寺举办茶会，在会场上展出他收藏的唐物珍品，用茶具足点茶，招待朝廷权贵或外国使节。据《北山殿行幸记》载，1408年阳春三月，足利义满在金阁寺为小松天皇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唐物鉴赏会，按照他的设计，这些唐物都成了茶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书画挂轴、案几、香炉、烛台、花瓶、文房四宝、铜器等；而充当茶具足的风炉、铁釜、黑釉茶入（茶粉罐子）、青瓷水指（装凉水的带盖子的水罐）、建水（用来洗涮茶具的水壶）、瓶子（用来装竹勺、茶勺）、竹勺（舀水用）、茶勺（舀茶粉）、炭盒、火箸（夹木炭的金属筷）、天目茶碗（建盏）和茶托套件、青瓷茶盏等。《北山殿行幸记》还记载了在茶会中经今上御览、御用的这批唐物和“茶具足”，足利义满全部捐赠给小松天皇。足利义满将“唐物”和“茶具足”定为举办茶会的两种最基本的配置，这一做法在日本茶道史上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意味着饮茶在室町时代初期的上层社会，已经脱离了药用或解渴的层次，提升到一个具有高雅艺术品位和程序做法的艺道的高度，也是日本茶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前提。
在频繁举办的以唐物展示为主题的茶会基础上，茶会的空间也相应得到规范，于是出现了在室町时代初期风靡一时的“书院造”茶室，日式茶室格局得以确立。
日本古代建筑深受中国影响。奈良时代以来，日本皇族、贵族都住在名为“寝殿造”的宅邸，因以寝殿为主体建筑而得名，迄止镰仓时代早期，这种寝殿造基本上都以左右对称、整饬壮丽的中式格局。平安时代中后期“国风”抬头，建筑也渐渐向日本式样演化。镰仓时代初期，渡宋僧传来了唐五代和两宋的建筑理念，“书院造”成了武家和贵族流行的建筑格局。
“书院”在唐代指的是政府的书库或文书保管室之类，宋朝私学大昌，书院成为讲习儒家学术的学塾，最有名的如岳麓书院。但这一词语传入日本后被赋予了其他的功能和内涵：房屋中放置文房四宝的地方被凸显了，成为集书斋和会客厅为一体的空间，称“书院座敷”。“座敷”在日语中是铺设了榻榻米的会客室，不设座椅，主客均席地而坐，一改平安时代地面铺设木板的做法。房间设有敷着白纸的“障子”（格子拉门），由厚纸或布匹糊成的“袄”（推拉门）。这种书院座敷在镰仓时代后期出现雏形，在室町时代初期得以完善，其契机就是在“唐物”风靡日本上流社会的背景下为装饰摆放“唐物”而诞生的，刚开始流行于以室町幕府将军为首的上流社会，后来普及于民间。居间中最富日本特色的，还有一个叫“床之间”的部分。这是稍微高出榻榻米的略微向外突出的部分，墙壁凹进去，是为张挂书画而设；下面长条状空间成为摆放香炉、花瓶和工艺品的地方，“床之间”成为和室中最富有艺术氛围的空间。今天日本和室居间的基本样式，就是那时定下的，而开创者就是足利义满。
足利义满曾在位于京都的“花御所”将军府邸边上另设一处建筑，供社交娱乐之用，类似私人会所，里面供着他精心收藏的“唐物”，作为茶室一个有机的艺术部分，此为“书院座敷”之起源。义满退隐后，移居北山殿，金阁寺成了日本最高规格的书院座敷茶会中心，也成了当时日本上流社会仿造的茶室样板。足利义满之后历代室町幕府将军都仿照金阁寺的做法在宅邸里另设书院，专门用来陈列悬挂展示他们收集的唐物和举办茶会。书院宽敞阔绰，一般规格为6间（12张榻榻米，约24平方米）或8间（约32平方米）；内外装潢富丽堂皇，是典型的豪奢茶室。
滥觞于足利义满北山文化时代的“唐物数寄”“茶具足”和“书院造”茶空间，成了有日本特色的茶道得以成立的基础和前提，经过历代将军的继承和发扬，到了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时期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