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道与茶道

为了更深入理解绍鸥的茶道美学渊源及创意，不妨回过头来赘述一番绍鸥作为连歌师的经历，因为无论是从绍鸥的茶汤艺术造诣，还是连歌在室町时代的堺港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被广泛接受来讲，连歌对于绍鸥茶道的成立有很大的影响。

所谓连歌，就是两人或多人共同吟咏的短歌。一首连歌由上句和下句组成，以“五、七、五、七、七”五句为格律，共31字音。吟咏时，一人开篇吟出“五、七、五”上句，叫发句；第二人以“七、七”应和，叫肋句；第三人再以“五、七、五”作结，以此循环往复，接力赛一样联成百句，称为“百韵”。在平安王朝时代，连歌是日本上流社会的基本教养和社交活动不可或缺的娱乐手段，上至皇族、公卿、僧侣，下至宫廷女官都不乏善于此道者，吟咏风花雪月或爱恋相思，风格华丽纤美，极尽风雅之能事。镰仓时代连歌开始普及，14世纪，贵族歌人二条良基（1320—1388）受敕命编撰连歌选集，并就连歌进行理论总结，连歌的地位大大提高，到室町时代进入了一个超越传统和歌的鼎盛期。在战国时期的堺港，连歌雅集是深受富裕阶层欢迎的文娱活动，为了邀请知名歌人前来主持歌会，不惜花费巨资，据说日本文化史上最早的职业连歌师就诞生在堺港，他们靠举办歌会或传授歌道，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随着茶会的盛行，歌会的形式不仅被吸收到茶道中，甚至连歌的美学元素也被融合进茶汤里，提升了茶道的文学品位，向着艺术化大步迈进。这一方面以绍鸥最为出色。

通过学习歌道与茶道，绍鸥领悟了室町时代著名歌人心敬有关“连歌本来就是枯寂和孤寒”的精义；在三条西实隆门获得了其师私授秘籍，即藤原定家和歌理论《咏歌大概之序》，这一秘籍成了绍鸥在茶道艺术实行革新的理论资源。绍鸥对茶道发展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将和歌、连歌中“枯寂孤寒”的某些审美理念引入茶汤中，将带有游艺、休闲性质的日常饮茶与诗歌艺术等量齐观，将精神上的紧张感带入茶碗中，并在艺道之上试着探索更为深广的精神维度。正如绍鸥在迄今唯一存世的茶道文献《侘之文》所云：

数寄者，须有隐逸之心。第一须有“侘”，心不净，则人无格局；无侘，则不清净。两者均需修炼，不可懈怠。（参见《日本茶味》，奥田正造著，王向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在这里，绍鸥将“侘”视为数寄茶的核心，也就是将侘寂精神置于茶道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侘”（读若岔）字来自汉语，原意是失意、落寞貌。日语训读“わび”（日语读若wabi），转引为“贫穷，清寒”之意。于是就有了“不均衡，不对称，残缺，不完美”的含义，与另外一个“寂”（さび）合起来，用以阐释某种美学意境，这是源自《万叶集》《方丈记》《徒然草》以来的传统美学观念。“侘寂”早先用于和歌、连歌的审美理论，从室町时代开始，侘寂作为一种美学风格被广泛运用于诸多文艺领域，如能乐、水墨画、造园等，战国时期堺港茶人武野绍鸥将“侘寂”作为一种大和历代承续的“风雅之道”引入茶汤，乃至江户时代的俳圣松尾芭蕉也将“侘寂”融入新型俳句创造中……这些都处在一种传统美学的延长线上。对此，芭蕉有如下精辟的总结：

西行的和歌，宗祇的连歌，雪舟的绘画，利休的茶道，皆以一物贯穿其中。而且风雅之物顺应造化，与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所见之物若非花，无异于蛮夷。所思之物，若非花时，类于鸟兽。出夷狄，离禽兽，且顺造化，归于造化矣。

借助芭蕉的俳句艺术论，或许有助于理解绍鸥将侘寂带入茶道的意义。“侘茶”，用中文翻译过来，或许就是一种简素却又具有清雅闲寂境界的“风雅之茶汤”。这是承接平安时代以来日本最杰出的诗人、艺术家、画家们一以贯之的美学之道。这一变革在日本茶文化史上的意义简单说来就是：从中国唐南宋传来的茶汤中，开始有了日本传统审美的底色，这就意味着绍鸥将传自中国的茶道向本土化迈出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