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鉴赏是茶会一大亮点
煎茶道的受众群体特点，决定了煎茶道的美学层次和趣味。一般来说，以文化人、富商和城市富裕阶层为主流的煎茶人士，其文化品位与武士阶级有着不同的旨趣。他们摆脱了烦琐的规矩意识，相对来说较为自由，他们向往中国明清文人那种潇洒、精致优游的情趣，将明清文房清玩作为煎茶道中的重要一环，在讲究器物实用的同时，也关注到煎茶用具本身所具有的美，从而确立了与抹茶道迥然有别的新的审美方向——文物鉴赏。
自古以来，“唐物”在日本茶道上具有崇高地位，可以说，以茶釜、茶碗、茶罐乃至茶挂等“唐物”一开始就是日本茶道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在日本茶道发展进程中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具体在对中国文物的审美上，抹茶道和煎茶道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就在于抹茶和煎茶传入日本的时间不一样，导致了对中国文物在茶道中的用途、尺寸和选用器物上有着严格烦琐的划分。抹茶道的源头是南宋时期蔚为时尚的点茶法，镰仓时期的渡宋僧从南宋传入日本的茶文化是综合性的，不仅有茶树种植、喝茶方式，茶禅一味，还有茶道具，以及当时的美学风尚。此后日本茶文化走出了一条独自发展的道路，从室町时代的书院茶，到珠光、千利休的侘茶，再到江户时代的武家茶，日本抹茶道积累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文物，它们是历代茶人在各个时代的感性及理性的美感锤炼中严格挑选出来，并经过检验而存留下来的茶器。以茶碗、茶盏来说，抹茶道喜用单纯的宋元古陶瓷器，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天目茶碗的建盏和龙泉青瓷；而煎茶道的茶具，是以明代全盛期凝重的官窑青花瓷器和清朝制作繁复的官窑瓷器制品为主流，在美感、用途和种类等方面，与传统的抹茶道不相容。更重要的是，抹茶道的器物以实用为原则，“用”是“器”的生命，在“用”中探寻美；而煎茶道的“器”，则是以“玩”也就是赏玩为旨趣的。
与江户时代茶人或大名武士的茶会不同，明治初年实业界大佬举办的茶宴，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奢华富丽，散发着浓厚的豪门气息。茶会上除品茶席之外，还设置展览席，展览内容有书画、陶瓷、工艺品等，甚至连当时很罕见的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也作为煎茶道具出现在茶会中。根据《青湾茗宴图志》一书所载，包括禅友、雅友、静友、韵友、名友、殊友、艳友、仙友、佳友、净友、明清乐、涤昏、碧云合计十三席。书中每席先绘制场景，包括里面所展示出来的各种煎茶道具，如风炉、茶釜、铫子（煮茶紫砂壶）、茶瓯、茶杯、茶盘、香炉、古董、古乐器、盆栽、插花等，再以文字描述介绍其中各物，又择要将其中的古董器物详细书写于后，并对其形制、铭文等做了细致的记录，给读者以强烈的临场感。
书中所载的青湾茗宴在明治时期诸多茶宴茶会中颇具代表性，最大的亮点就是茶会上展示出大量珍贵的中华文物，鉴赏性大为增强，成为明治时代日本上层社会茶宴的一大特色。据日本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所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的披露：“明治时期出现了大型茶会（茗宴），会上设有十至数十个会场的茶宴。茶席上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煎茶用具，真可谓异趣横生；茶席外还按照主题设置了鉴赏用的展览席。初期仅展览一些书画，渐渐地展览内容扩展到了青铜器、陶瓷器、盆栽等，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鉴赏性质显著增强。”这种美学旨趣，对比江户时代以“和、敬、清、寂”“茶禅一味”为旨归的利休茶道（“侘茶”）可谓迥然有别。《青湾茗宴图志》正是这一历史转型期在茶文化上的呈现。首先，这次茶宴上展示的文玩字画堪称高雅宏富，极尽当时古董器物之盛，所谓“海内好事者争携其所藏贮赴之，法书名画、汉铜宋瓷、四方云集”，仅以此次茶宴第一席《禅友》所载，文房品目有：
挂幅《黄道周松石孤鹊图》、香炉（青玉带灵芝耳）、箸瓶（高丽窑白瓷方形）、桌（黑漆长方矮几）、花瓶（古铜卣）、如意（九头灵芝）、拂子（白毛黑漆柄）、诗瓢（斑纹古瓢）、书画卷（明清名家合作五轴）、砚（青端石）、墨（明代墨）、水滴（红玉桃实式）、笔（竹管刻有百福百寿各一支）、笔架（小灵璧石）、墨床（南蛮铁嵌金双龙勾）、镇纸（古铜鉴）、诗笺（贝多罗叶）、都载盆（紫檀木四边刻有卐字）。
茶寮的煎茶道具有：匾额（《黄檗僧费隐、隐元书合作》）、炉（古铜鼎）、花瓶（水晶匾壶）、汤罐（白泥宝珠式）、水注（白玉提梁方尊式）、茶铫（梨皮泥茶釜，俗称“空轮珠”）、茶盏（白瓷盏十个，清人王海鸥赠送）、托盘（纯锡梅花式）、巾筒（青花瓷式）、茶心壶（沈春周制，纯锡椭圆式）、茶叶（林下仙）、副茶壶（竹根卣式）、茶盒（古竹刻有云鹤）、滓盂（纯锡六棱式，雕有花鸟）、茗盆（斑纹竹长方式）、鸟府（古竹簋）、茶帚（莺尾白柄）、具列架（紫檀三层架）、茶具毯（佛手柑纹罗毯）、果器（青玉钵一只）、几（紫檀）、烟盆（紫檀，宣德铜炉两个，嵌入其中）、火炉（海鼠磁炉一只）、帐（浅绛罗纹帐）、席（青色花罗纹）。
其次，这次茶会之所以不同凡响，还在于茶会上展出的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在煎茶会上展出青铜器，山中吉郎兵卫不是首创。他该记得13年前，也是在风景如画的青湾，当时京都南画宗师田能村直入就在这里举办过一场规模空前的煎茶盛会，在1200人参加的茶会上展出的器物中，就有中国上古时期的青铜器，只是没有引发太大关注而已。青铜器和玉器，作为中国最古老且正统的文物，有着特殊的崇高地位。它们本是夏商周三代宗庙之器，其造型直至清朝一直被作为国家祭器的标准，也是明清文人书斋清玩的尊宝。商周青铜器体现了一种原始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宗教情感和观念，与坚实、稳定的造型一起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的某种风貌。对于中国人来说，青铜器是美的正统和主流。但对于已经完全本土化，崇尚以“侘寂”美学为主流的日本茶道来说，这种风格未免太过强烈，无法成为进入露地草庵四叠半茶室的鉴赏器物。对青铜器、玉器的鉴赏和接受，需要另一种眼光，以山中吉郎兵卫为代表的关西古董商或深谙煎茶道乐的财界人士，显然对中国上古时期的文物有着更深的理解。
在以煎茶道为主题的青湾茶会上，展出的青铜器虽然都是一些小型器，如簋（读若“轨”）、卣（读若“有”）、壶、盉（读若“禾”）等，在煎茶时主要用来作为香炉，装书画挂轴，插花或盛水，但是可以想象那种古朴而庄严的强烈的美感给与会者带来怎样的审美冲击。虽然茶会中的青铜器物件是画工描画出来的，是真品还是仿制品无法判断，但将中国三千年前的宗庙礼器运用在煎茶道中的创意，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审美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日本社会鉴赏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萌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