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1923年9月的“关东大震灾”为契机，东京的世俗风气发生很大变迁。

吃茶店在大都市依然保持增长势头，但开始分化出不同的经营路线，一种提供咖啡、红茶、西点的店铺，以漂亮女性服务为噱头的“特殊吃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其中以1924年在银座逆势开业的泰格咖啡（CaféTaiger）为代表。比起“蒲兰丹”，这类吃茶店在服务上更细腻熨帖。银座近邻新桥、京桥，是艺妓茶屋、会客楼、高级料亭最集中的地区，“特殊吃茶”继承了艺伎茶屋的待客之道，女招待化浓妆，穿高级和服，和男性客人比肩而坐伺候吃喝，陪聊，没有固定收入，靠客人小费作为收入源。女招待与其说是服务生，不如说是更接近风俗酒吧里的坐台小姐，乃至当时正能量满满的媒体记者惊呼：“银座已经成了色情泛滥的重灾区了！”呼吁政府加以取缔。但彼时日本穷兵黩武，国家需要税收充当军费，就任其泛滥。这种带有色情意味的“特殊吃茶店”换上“纯吃茶”的名称，换汤不换药继续存在，在警察署管辖下，景气一直繁荣到“太平洋战争”之前，“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全国各种吃茶店总数超过上万家。

与上述两类吃茶店并行的，还有一种带有文艺色彩的“名曲吃茶”和“歌声吃茶”，数量上虽然不成大气候，但在流行音乐史上也留下温馨的一抹霞光。昭和初年，夏普公司创始人早川德次研制成功矿石收音机，随着投入生产，欣赏音乐不再是高岭之花，但由于收音机、留声机是超级昂贵设备，一般无人问津。吃茶店经营者看到商机及时引进，于是音乐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听欧美或流行歌手演唱的歌曲，兴之所至也和着曲调引吭高歌，可能是后来日本卡拉OK元祖。这种“歌声吃茶”在战后又卷土重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宿歌舞伎町出现了一家名为“灯”（あかり）的“歌声吃茶”咖啡馆。“灯”来自一首俄罗斯同名民谣。原本是一家战前白俄人开的餐馆，后来生意惨淡关门大吉。店主的儿子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感到俄罗斯餐厅富有异国情调，于是稍加改造，成为播放苏联唱片的“歌声吃茶店”。其时正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展开的年代，这家歌声吃茶店迎合了年轻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浪漫幻想，加上“二战”结束后，很多原在中国东北被俘虏到西伯利亚的关东军士兵后来回到日本，播放苏联革命歌曲的歌声吃茶店成了他们怀旧的地方，也成了“灯”的一大消费群体，他们时不时聚在一起，喝着咖啡或威士忌，和着留声机齐声高唱翻译成日语的苏俄歌曲。这种吃茶店很快传播到东京以外的日本各地，在“歌声吃茶”的黄金期，整个日本有上百家苏俄风格的“歌声吃茶”，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七八十年代以后，一方面是苏联社会主义步入衰退，另一方面是卡拉OK出现，“歌声吃茶”渐渐从都市文化中撤退乃至绝迹。

吃茶店折射出现代日本都市文明生活中五色斑斓乃至光怪陆离的一面，所以也往往成为现代文学家描摹世俗的对象。大正、昭和年间，很多文学家不但成为各种吃茶店的常客，还把吃茶店的故事带入文学史。荷风年轻时代出洋留学，深受法国唯美主义文学影响，奉行孤立主义、艺术至上原则。荷风生活上放荡不羁，独居麻布六本木上流社会住宅区，每天像不输给风不输给雨的勤勉的上班族一样搭乘地铁外出，混迹于银座、浅草的吃茶店和酒廊，并以此为文学写作的据点，洞察世道人心的几微，捕捉写作题材。广津和郎的《女招待》、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都是直接以银座、浅草的吃茶店女服务生为主题的作品。女作家林芙美子早年父母离异，随母亲从九州来东京谋生。由于家贫，林芙美子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找工作，从事过各种各样艰苦屈辱的活计，也在银座的“特殊吃茶店”当过三陪女招待，这些历练成了她的文学养料。1930年林芙美子的大部头自传体小说《放浪记》出版，一问世就成为畅销书。林芙美子一举脱贫，拿着巨额版税，像贵妇人一样到中国、法国漫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上物质通道受阻，咖啡豆无法进口，国内以咖啡为依托的吃茶店纷纷倒闭。1945年，在对日本本土狂轰滥炸后，美军占领日本，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衔着子弹壳做成的大烟斗从容自若地走下战斗机，宣告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美军统治下的日本，咖啡与巧克力重新成为时尚，吃茶店又重新繁荣。日本现代风俗史上曾记载着，在战后的东京，曾经有过一个妙龄女郎，只要一杯咖啡外加一个甜甜圈或巧克力，就可以和美国兵哥睡觉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