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茶道是上流社会的主流

煎茶道是上流社会的主流

明治维新终结了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明治初期,甚嚣尘上的废寺毁佛运动和脱亚入欧风潮中,日本传统美术工艺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小说家幸田露伴通过作品《五重塔》形象再现了时代氛围。以抹茶为正宗的茶道,因为与佛教禅宗和幕藩体制的渊源,也遭遇同样厄运。在战国时代,茶人的地位空前提高,像千利休,不但享有高额厚禄,而且还介入内政外交,成为当权者的超级政治顾问。江户时代,独尊朱子学,朱子学出身的儒者取代茶人成为幕府和地方大名的高参幕僚。在严格的身份制度下,茶人被归入职人,也就是工匠一档。但出色的茶人依旧能够通过成为将军或诸侯大名的茶道师范获得较高地位与收入,安享宗家职分。但明治维新终结了武士阶级的统治,传统抹茶道失去了靠山和经济保障,在明治初期步入衰退之境,取而代之的是后来居上的煎茶道。

日本茶道,从茶叶制作技术和茶汤的饮用方式看,可分为“抹茶道”和“煎茶道”两大类。抹茶即源自南宋时期从中国传入的点茶法,一直被日本传统茶道所奉行,因循至今。另一种“煎茶道”,则是源自明代蔚为流行的瀹茶法,也就是将散茶或叶茶放入茶壶,用沸水直接冲泡的沏茶法。从战国时代到江户幕府时代中期以前,以点茶为主要方式的抹茶道一统天下,但从江户时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与之相映成趣的煎茶道。

明朝中期以后,散茶、叶茶就以民间走私或官方勘合贸易的形式传到日本,不过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力。明清鼎革之际,福建黄檗宗隐元隆琦禅师东渡日本,将散茶炒制法和瀹泡法带到日本,这一代表明朝文人雅士教养和情趣的饮茶法在京都万福寺扎根下来并向外扩散传播。文人学者聚集于书斋,不拘形骸地饮茶聊天,一边赏玩古董书画美术品,甚而挥毫作诗,极尽中国明清文人之风雅韵事。一些文化人开始将煎茶的要领和法式写成书流播,1748年出版了最早的煎茶论著《梅山种茶谱略》。此后,有关煎茶的著作多起来,大枝流芳是江户时代中期的煎茶道名家,精通煎茶道、香道,著有《青湾茶话》等书,对煎茶的发展起很大作用。此后很多作家如上田秋成、木村兼葭堂、村濑栲亭等著名文人都有专著问世。在当时的画坛上,深受中国明清文人画风影响的南画宗师田能村竹田绘制的《茶说图谱》一书,图文并茂,对当时的煎茶热起到推动的作用。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崛起的商人阶级也纷纷加入到煎茶道的嗜好者行列。这样,在幕末时期,基本形成了以武士为代表的大名茶道和以商人和城市市民为主要对象的煎茶道。两者之间虽然未必泾渭分明,但两种不同旨趣的品茶方式,基本上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

抹茶道是武士阶级的基本教养,汇集了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会的模式与点茶的形式越来越复杂烦琐,茶道越来越忽视精神上的愉悦价值变成了注重形式主义。与此相对,随着町人(城市以商人、手工业者和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他们也需要有能契合本阶级特点的茶文化。于是在京都万福寺黄檗宗流行的煎茶法基础上,借鉴抹茶道的做法流仪,经过文人不断改良,形成了具有本土审美特色的煎茶道。

商人阶级和武士有着截然不同的伦理价值观。比起讲究繁文缛节的做法行仪与阳春白雪的侘茶,带有异国情调,随意、便捷、简单,更具现代精神的煎茶道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并且随着商人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煎茶道在拓展受众基础的同时也不断娱乐化与游艺化。所以,在江户时代成为主流的抹茶道衰微之际,煎茶道作为工商阶级的饮茶方式得到了迅猛发展并迎来前所未有的隆盛期,煎茶道成为上流社会饮茶的主流。

明治初期,工商实业界出身的大佬,几乎是清一色的“煎茶党”,山中吉郎兵卫也罢,住友春翠也罢,岩崎弥之助、三菱财阀总裁益田钝翁等,几乎都是煎茶道系谱。他们向往中国江南文人燕居书斋、品茶论画、赏玩珍宝的悠闲生活,他们在家中开设煎茶会,邀请同好参加。明治初期,大量出现反映茶会、茗宴内容的“茶会记”,如实反映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日本茶文化的某些特点,因而不但具有历史性的文献价值,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习俗的变迁,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青湾茗宴的成功举办,大大提高了山中吉郎兵卫在日本煎茶界、古董行业和财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