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证词

血泪证词

1937年12月,攻入南京的日军打着“扫荡”的旗号,自12月13日开始对主城内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沿燕子矶向西,经三台洞、金陵船厂、下关码头,到棉花堤的长江沿岸是侵华日军大屠杀的主要场所。

燕子矶码头地处镇东口的长江夹江段,江面较窄,对岸为八卦洲,越过八卦洲即为六合区,可通达苏北腹地。南京城破在即,原本宁静的燕子矶乡间,黑压压地挤满了从城里逃出的军民。难民们都希望能由此渡江,去江北避难。

日军从陆路侵入南京城之时,从上海沿江而上的数艘军舰已抵达南京江面,虎视眈眈地不停地在江面游弋,封锁了江面。然而,大量从城内太平门、中央门等处溃败的士兵和难民还在从四面八方向燕子矶涌来。

尾随其后、蜂拥而至的日军,以战车开路,将已放下武装无路可逃的士兵和难民们围禁在江边沙滩上,架起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致使数以万计的同胞当场毙命。

接连数日,许多青壮年市民被日军当作士兵捕来,用绳子捆住,押赴燕子矶周边,用机枪射杀或用火烧,燕子矶镇“尸横遍地,惨绝人寰”。

提到这场灾难的情景,经历过这场灾难的燕子矶街道居民都无不满腔愤怒地说:“日本法西斯军队,实在太野蛮,太凶狠,太没人性啦,实在是太可恨啦!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世世代代绝不会忘记的!”

当年在陆军第八十八师服役,后在八卦洲务农的幸存者郭国强,曾目击数万名中国军人和难民在燕子矶被屠杀的悲惨情景。时年19岁的郭国强供职于七十二军孙元良部,在第八十八师某团任士兵,曾在城南中华门一带与日军血战,撤退时队伍被打散,躲进今天幕燕风光带景点之一的“三台洞”附近的草丛中。一天一夜的枪声后,郭国强看到,在江滩上已经堆积了数万具“中央军”士兵的尸体。他说:“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南京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见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20000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1) 后来,躲过日军的盘问后,郭国强逃至八卦洲的下坝村定居下来,直至抗战胜利。

曾在难民区维持治安的警察刘守春,沦陷时随难民退到燕子矶,幸免于难。他所属的首都警察,一部退到燕子矶,被“枪杀约有两千余”。1945年,他向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控诉了当时在燕子矶亲见同胞被屠杀的经过。其回忆后被录入《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录》一书。书中,刘守春看到,日军士兵“每见中国青壮年者,掳掠至江边……用机枪击毙之,日夜机枪嗒嗒声不绝,俱击毙我同胞也”。

燕子矶西边渡师石村41号,时年10岁的杨雨彩老人说:“这地方被日军杀死的中国人有成千上万。其中大部分是从龙潭、栖霞山撤退来的中国士兵,也有一些逃难的老百姓。日本兵跟在后边,一边追一边用枪炮轰打;此地通往城内的大路两边和通往栖霞山的大路上,都有很多被打死的中国人。此地西边,有个叫大窝子的地方,被打死的中国人足有10000多,那片洼荡里的水,都成了血水。那情景,真是惨极啦!”

燕子矶街道燕华花园社区刘仁金老人,沦陷前逃到江北避难,1938年开春回家时,燕子矶已满目疮痍,尸横遍野,不忍过目。在接受采访时,他说:“1937年12月,日本鬼子在燕子矶江边集体屠杀了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难民5万多人,许多青壮年市民被当作士兵捕去。他们用绳子捆住这些青壮年,押赴水塘边或砖墙前,用机枪射杀或用火烧……日本军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为发泄兽欲,就连幼女、老妇、孕妇也不放过。贾家边村有一位孕妇即将分娩,留居家中,也没能逃过日本军的蹂躏……我曾亲眼看到,日本军让已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一排人,用绳子自己一个一个地缚起来,随后用机枪一阵猛烈扫射。……李华新想(游泳)逃到江北去避难,却没有逃过日军的巡查,在江中心被日军发现。日军逮住了他并抓上了船上,把他的四肢钉在一个门板上,使他动弹不得,日军丧尽天良地用狼狗活活地将他撕烂,随后扔进了长江之中……为了生计,城外的人不得不担些柴火和蔬菜进城去卖,换些生活用品,可进出城门时都要进行搜身及盘查身份证。当时的米是不允许卖出城的,有的妇女把换回的一点米放进腰间围包起来,出城的时候,日本军就用刺刀乱戳,看看是否有米,一次,竟然把一位孕妇的肚子给挑开了,胎儿都露了出来,可见日军是何等的残暴,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2)

燕子矶镇临江街62号之2的杨吴氏老太太,属牛,生于1913年。当年她家住燕子矶大王庙窑场,因为家穷,没有钱外出逃难,躲藏在家里。她说:“日本兵住在仁和里的汪炳生家(和燕街27号),抓到十几个中国士兵,逼着他们互相用绑腿带捆起来,一起赶到小清河边,用机枪给打死了。接着,日本兵又从肖坤家里抓到十几个中国士兵,就在肖家的院子里用机枪给打死。汪炳生也被鬼子抓住,用布给蒙上眼睛带走了。这个汪炳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当时长江里有日本军舰,拦截往江北出逃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江岸上也有日本兵,追杀中国人。日本兵在此地杀了一天一夜,燕子矶山上、小清河西岸、荒草地里和江边芦柴滩上,到处躺着死人,江边堤埂上死尸堆成堆,燕子矶东头大洼荡里都给死尸填平了。……那年周景治的母亲,年纪30多岁,正在小清河边涮马桶,被日本兵看到了。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跑过去就用刺刀挑死她,还将尸体拖到周景治家门外,人的肠子露在外面,血淌了一地,死得真惨!日本兵来到此地,还到处向中国人要‘花姑娘’。这地方有好几个妇女被日本兵给奸污了,有位妇女被7个日本兵给轮奸了。更可恨的是,有的日本兵奸污了妇女就把她们杀死。”(3)

时年16岁、在燕子矶开饭店的张春林,因母亲患重病,日军到来时没有远逃,白天躲在山林里,晚上等日本兵走了,再回来伺候母亲。他说:“那时候,燕子矶街上,住有200户左右人家。人们听说日本兵要来了,好多人家都逃难出去。没出逃的妇女,都甩土灰抹在脸上,躲避日本兵的污辱。日本兵来了后,到各家各户搜查中国士兵;日本兵向户主问话时,动不动就开枪打人,有时用洋刀砍,有的用刺刀刺。那天,一姓吴的妇女,被日本兵抓到了,七个人轮奸了她。这位妇女受了污辱,又受惊吓,事后生了重病,没活多久就病故了。这都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造的孽呀!……日本鬼子发现芦柴丛里隐藏着中国士兵,就让翻译、便衣队喊话说,中国士兵赶快出来,缴枪不杀!那些藏在芦苇丛里的中国士兵真的出来了,都把枪放了下来。结果呢,这些中国士兵,都给日本鬼子逼着相互用绑带拴在一起,被赶到江边,用机枪给打死了。那天,日本部队就用这种办法,将抓到的中国士兵,抓到一批杀一批,燕子矶街上,燕子矶周围,小清河两岸,到处是被打死的人。”

燕子矶和燕街13号之1的陈继明,1912年生,也是燕子矶大屠杀的见证人。他说:“日军在此地大屠杀时,父亲被日本兵抓走了,之后就下落不明。当时,还有个叫胡大个子的,也被抓走,下落不明了。新燕街一户姓周的,户主的儿子叫周敬豪,在小清河也被日本兵打死。日本兵像杀人魔王一样,杀死的人,到处都有;在住户家里,在江边上,都有死人。有的地方死人成了堆;燕子矶西边三台洞、大窝子那地方,被日本兵杀死的中国人就更多了。”

时年26岁、住在燕子矶笆斗山东里65号的王寿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任过笆斗山乡乡长,亲身经历了日军大屠杀时的不幸时日。他说:“1937年12月16日那天,有一个日本军官骑着大洋马,还挎着洋刀,后面跟来一些日本兵。他们在此地,把搜查出的36名中国士兵赶进一座小房子里,用机枪打死。日本兵还把住在此地四名居民,也给打死了,一个叫唐梅海,一个叫胡裕厚,一个是和尚,还有一个住在江边草房里的名叫石头的驼背老人。日本人临走时,又搜查出100多中国士兵,都押解到燕子矶以西杀害了。”

时年11岁(1937年10月生)、家住本地奋斗村、曾任燕子矶镇文化站站长的王志林,一家有3口人被日本兵屠杀了,一个是他的祖父,一个是他的大伯,一个是他的叔叔。他气愤地说:“日军在燕子矶地区就杀了5万多;我们燕子矶街,包括各村各居民段被杀害的有2000多人,被奸污的妇女有200多人,还有几百户人家的房屋被烧毁……”

为掩盖大屠杀的残暴罪行,从当年12月16日开始,日军派出数十艘汽船和汽车,动用数百名士兵,以铁钩、利器等物将尸体抛弃之江中或浅滩,遇有尚未断气的伤员,则用利器击之,或开枪射击。

日军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供述了在长江毁尸灭迹情况。他说:“我在12月15日晚到达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30只汽船、10台汽车、800名运输兵,从12月16日开始,至18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19000多具,安达处理16000多具,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那65000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10万具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3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至少也有5万人,共计有15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估计约3万人。当我刚到下关的时候,还看见有日本军队仍用机枪向他们扫射,我记得被扫射过的许多人之中,还有很多带活气没死过去而仍在呼吸着的人……”

这是1954年12月27日时任日军少佐的太田寿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供述。

1946年,受命担任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员的李龙飞在实地调查后形成的调查报告中说,这场血腥屠杀后“所有的尸体,或漂浮江面,水为之赤;或堆积沙滩,雨淋日晒。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此处积尸,还无人过问,臭恶气味,远闻数里之外”。

经实地走访、认真调查,李龙飞和他的同事们确认:日军“在燕子矶江滩一处,杀死我解除武装的青年50000人以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日军在燕子矶江边的屠杀暴行这一事实,经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反复查证,最后得以确认,国民政府国防部南京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上认定: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间,在燕子矶滩,(侵华日军)屠杀我难民和解除武装士兵在50000人以上……

2005年8月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应邀参加展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告诉参观的中外观众,他就在燕子矶附近住,当时长江封锁了,5万军民多数都是百姓,挤到燕子矶渡口处希望能够逃生,最后竟全被杀害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铭心会访中团团长松冈环女士和华侨林伯辉先生特意从日本赶来参加展览,并送来了他们在日本征集的证物:一封日本战士当时寄回日本国的信,信中明白无误地记录了日军在“燕子矶”渡口处屠杀无辜、“五万全灭”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