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唯一的战俘集中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境内设立了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达几十个之多，而由于各种原因除专门用来关押美、英等盟国军队高级战俘的辽源集中营外，多数没有建碑立标。侵华日军浦口战俘营旧址纪念碑是南京人民为保存日本法西斯侵略罪行证据作出的突出贡献，为开展抗战研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处重要阵地。
日军占领南京不久，由于大量的货物要运往日本，运输量不断增加，三井洋行利用贾汪煤矿煤炭专运码头，修建了三井码头。因急需大批劳工作业，经日本当局批准，1940年在码头附近的临江处设立了战俘营，一方面为码头解决急需的劳动力问题，一方面解决战俘的关押问题。
1941年春，日军先后分6批从太原、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向浦口战俘营押送5500多名新四军、游击队员和国民党军队官兵。
随着战俘不断增加，原有新华街一带的战俘营不敷使用，日军又在码头附近即南京棉麻仓库旧址再建了一个战俘营。两个集中营相距不远，南临长江，东面有一个通往长江的大水塘，整个营地占地面积约3000亩。
战俘营又称集中营，集中营三面环水，周围架设有3道2米高的铁丝网，中间一道是电网，每个出口处都建有碉堡。为防止战俘逃跑，日军驻守了1个看守小队和1个炮兵连，相当于1个营的兵力，另有可随时调动驻守浦口的日本宪兵队。
战俘们陆续到了浦口战俘营后，成了日军不花代价的苦力。日军将抓来的战俘和平民编成9个中队，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组成的中队。每个中队分成8个小队，每个小队70人左右。每天清早，他们就被日军驱赶到新炭场码头，将通过长江和铁道线运来的煤炭和铁矿石装船，运往日本。
调研中我们得知，抗战胜利后一些战俘营的幸存者大多继续留在南京港工作，说不定南京港会有他们的档案。我们来到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不过，该公司相关人士表示，那些老工人早已退休，关于战俘营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文字资料，只有口耳相传的战俘营经历。
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当年留在新炭场的战俘营幸存者高炳章、郑贵秋、冯金秀、李志武等，均已离世。
在江浦街道，我们找到浦口区委党史办党史科科长胡学荣，她告诉我们：“江北新区成立后，新炭场一带已划归江北新区管理。”听说我们的来意后，她立即热情地与新区相关同志通了电话，遗憾的是，对方也没有战俘营的相关资料。
能不能从档案中发现什么？
浦口区委党史办与区档案局合署办公，胡学荣同志很快为我们找出一本2005年12月出版的《浦口文史》。这是一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专辑，里面记录了多篇有关浦口战俘营的研究文章，专辑里还有浦口区文化局文物干部对幸存者郑贵秋、冯金秀的采访记录。她说，25年前一群亲历抗战炮火的老兵应邀来到浦口区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并前往泰山街道新华街寻访侵华日军南京浦口战俘营旧址和“抗日蒙难将士纪念碑”。文化局的干部采访了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兵们，为我们留下诸多珍贵资料，如今这些幸存者大多已离世。
时年86岁的抗战老兵、港务公司退休职工郑贵秋，面对来访的区文化局干部说，他是湖南长沙望城县人，1938年参军，开始在浙江与日军作战。1940年，随国民党第六十七师二○○团退守浙江衢州城，弹药耗光后，破城突围。“出城后我藏在茭瓜水塘中，鬼子到水边洗饭盒时，我以为被发现了，扳了3下扳机也没打出子弹，原来枪口被泥堵住了。不过响声暴露了目标，连我一起，有29个人被俘了。”被俘后，他先被鬼子押回衢州城中抬尸体，后来又被当作劳力押送到芜湖江对面的裕溪口战俘营抬煤。1942年下半年，因淮南铁路被抗日队伍破坏中断，裕溪口没有煤来，1000多名战俘被转押到浦口战俘营。在浦口战俘营，被分配在六中队（特务队） ，干泥瓦活、烧窑和打杂等，后来又去抬死人。在战俘营内9排、10排住着一些生病受伤，不能出工的战俘，几乎我们每天都要去抬死人。“每天，日本人指挥我们到9排、10排抬死人。有的人还没有断气也被鬼子逼着抬走……一般每天抬七八个，最多的一天抬了39个。”
冯金秀，1920年出生的河南人，也是港务公司退休职工，他13岁顶替别人被抓了壮丁，抗战时他在胡宗南的第四十五师。在山西太行山和日本军打了3年仗，还与日本兵拼过刺刀。在太原战役中被俘，来到浦口战俘营后，被编入四中队。他回忆说，“我至今还记得，在战俘营中吃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经常肚子痛。冬天、夏天就一件衣服。冬天干活一热棉衣都湿了，晚上没有被子盖，许多人因此病倒了。”在战俘营，天天有人死，他也拖过死人，3个人用草包拖一个死人，到了乱葬岗子，扔下尸体就完。1944年，南京下了大雪，由于没有棉衣穿，战俘营一下冻死了许多人。有一天，冒着刺骨的冰水，冯金秀和另外两个同伴成功从下水道中逃到战俘营边的大河中，然后游水逃跑。先跑到江浦高旺，后又跑到星甸一带，被当地老百姓收留，得以幸存。
因中风，冯金秀右手不能动，但是仍然坚持要与大家一道去纪念碑前祭拜战友。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在山西打过3年仗，身上有和鬼子拼刺刀受伤后留下的刀疤。战俘营四周有电网和铁丝网。吃的东西嘛，凡是人不能吃的东西，鬼子都给我们吃。”
1924年出生的李成强老人，为了糊口，1943年随父亲从裕溪口战俘营回到肥东老家，将全家带到了浦口新炭场做工。他曾与战俘们一起抬煤炭，对战俘们悲惨的情况记得清清楚楚。在与战俘共同劳动时，他认识了两个老乡。为了帮助这两个老乡逃跑，他在家中挖了个地道，直通战俘营外的隐蔽之处。挖了一个月左右，为了洞口附近土的颜色与屋内地面一样，他们扫了一个月的地，洞口上还用奶奶的马桶做掩护。他说：“在救第二个老乡时，日本人的狼狗追到屋内，幸亏马桶的臭味，狗才没有闻出来。”这两个人，一个是新四军，后来跑到上海给他来了一封信，再后来路过浦口时给他家送了大米和火腿；一个叫章学智，跑到江浦安家立业，李成强和他交往几十年。
1995年，江苏政协文史委在组织各区县调查者时也留下一批被关押在集中营内幸存者的口述，他们是王世贵、李志武、王占魁、刘占云、卢生金、刘湘南、高炳章、吴滑和、房春生、张学禄等十多名老人，口述资料载于1995年7月出版的《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暴行录》中，这是一本较早的幸存者的口述：
王世贵老人和李志武老人是当年在太原战役被俘的，他们回忆说，被俘后，在太行山一个兵站医院就亲眼看见日寇一天刺死上千人。他们还被逼参加掩埋自己同胞的尸体，放一层，埋一层人，太原城墙边埋满了被日军残杀的中国人尸体。而日军对新四军的杀害更为残酷，除了唤军犬咬死，有时还唆使军犬扒出他们的心肺，令人惨不忍睹。
高炳章老人回忆说，战俘们由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无力干活，经常病倒或晕倒在路上，还常常遭到日寇的残酷迫害。挨打受骂是常事，稍有反抗即被刺杀。有时日寇还故意找借口虐杀被关押的人员，以示淫威。他痛苦地说：在一个寒冬腊月的夜晚，日寇将一名上海押来的战俘，浑身上下剥得一丝不挂，捆在树干上，用水喷洒后，人冻成冰棍一样地死去。
原国民党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士兵、幸存者卢生金回忆说，一个十九路军的士兵，被绑在树上，日寇向他嘴里灌入大量自来水，等到他肚皮胀大后，用一根直径约10厘米粗的木棍，猛敲他的肚子，肚皮炸裂后血水直喷，当场惨死。有时用刺刀捅开战俘的肚皮，日寇却以此为乐。
当年组织集中营暴动的老人王占魁回忆说：“有的病重者及战场上负重伤者，还有一口气，就被日寇逼着其他战俘活埋掉，一个小坑竟埋上十几个人。有一次，我参加埋葬死去的战俘时，一个战俘在埋别人时，自己也死在乱葬岗子前。有一次，埋完死人后，日寇命令将参加埋人的2个战俘刺死，一齐推进坑里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