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慈善机构收埋尸体约151550具
在调查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及遇难者人数的时候，最大问题是缺乏足够的统计资料。在屠杀现场，被屠杀同胞是受害者，即使有人侥幸存活下来，也因恐怖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很难说清较为准确的数字；日本侵略军是血腥屠杀的执行者，当然不愿意也不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可靠的凭据。同时，在面广量大的分散、零星屠杀中，遇难者的人数很难求证。
但我们知道，“人死了，总有尸体；有尸体，就需要掩埋和处理。而在掩埋和处理尸体的过程中，又必然要涉及人力、时间、经费、工具等多方面的因素，这就会自然地形成一批档案和口碑资料。”
南京崇善堂掩埋遇难同胞尸体地点之一：雨花台至外花神庙
省社科院民国史专家孙宅巍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潜心研究档案资料的发现的同时，结合中日双方的口述资料，不断深化大屠杀遇难者埋尸的统计和研究，丰富与完善了尸体掩埋与处理的组织架构。
据调查，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和处理，当时主要有慈善团体、市民群体、伪政权与日军部队4条渠道。除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收尸43123具以外，参加遇难者尸体掩埋的慈善团体有：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22691具；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收尸1559具；崇善堂，收尸112266具；南京同善堂，收埋军民尸体7000余具；南京代葬局，收尸1万余具；明德慈善堂，收尸700余具；顺安善堂，收尸约1500具。粗略统计，共收尸198839具，扣除相互交叉的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收尸1559具，南京同善堂收尸体7000余具，南京代葬局收尸1万余具及市民收尸28730具，共151550具。
中国红十字会初创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国际红十字会缔结同盟，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明定，其依军政、海军两部之指定，畏助陆海空战时后方卫生勤务，并依内政、外交两部指定，分任国内外赈灾、施疗及其他救护事宜。中国红十字会在南京原有两处分会，一处1912年开设于下关，一处1927年开设于城内。抗战爆发后，城内分会于南京沦陷前迁往重庆，下关之分会办事处于南京沦陷后，则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名义，从事施粥、掩埋、施材、施医送药等项慈善救济工作。其时该机构共有员工80余人，由施医送药所所长郭子章任理事，义务小学校长陆伯衡任干事。会址设于下关绥远路乐善堂内，另于城内难民区宁海路25号设立办事处。该会在1938年7月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本分会掩埋队自26年12月间起，即在下关沿江及和平门外附近一带从事掩埋工作，综计在此6月内，共掩埋军民尸体22371具。此项尸体多数系据土掩埋，用棺木者只有数百具，现仍在下关沿江岸一带捞取上游飘（漂）来浮尸，随时加以掩埋。此项掩埋夫役系由于分会所收容难民充任，仅共令宿，不付工金，故本分会在此6月内，仅付出伙食、杂支费数百元而已。
该会收埋尸体工作，始于1937年12月24日，分两队进行。分会掩埋组夫役长由方传台担任。据现今完好保存的该会埋尸统计原始资料记载：在1938年1月5日以前，掩埋一队已在和平门外联合乡人，共埋军民尸体5704具；掩埋二队已在下关一带掩埋军民尸体3245具。两队合计收埋尸体8949具。后因得到日军正式许可，遂自1938年1月6日起，有了按日、按月并载明发现地点的精确记录。其收埋尸体的地域，以下关为主，有时也展延到外围地区，东至迈皋桥，西至水西门，南至鼓楼、新街口一带。掩埋一队的按日记录，自1938年1月6日起，至5月31日毕，共计埋尸7007具；掩埋二队的按日记录，自1938年1月6日起，至3月31日毕，共计埋尸6735具。两队总计收埋军民尸体22691具。
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成立于1941年3月3日，会长刘蓝田，责任副会长赵静仁，副会长董嘉珊，会址设于燕子矶八卦洲乡乡边缘路街商场内，惟施药、施棺、办学为常年慈务，每年冬临时施放馍馍、大米、玉秫及法币等物，办有八卦洲第一、第二小学。1937年南京沦陷前，城内成立安全区、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成立救济队时，由哥秀山（1941年病故）、易都权筹备现款、米麦，发起组织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下设收容所、赈济队、运送队、掩埋队，曾于城陷前夕，组织船只，连续7昼夜，运送撤守官兵3.7万余人过江至江北，收容、治疗、资遣伤兵23人，掩埋沿江尸体1559具，设立粥厂10余处。
南京同善堂成立于光绪二年（1876），由缎业同仁集团开设。堂址设于中华门外雨花路，负责人黄月轩，以埋葬、施药、施材为主要活动内容。南京沦陷前专收死殇婴孩，为之更匣殓埋葬，有房产50余间，专为停棺之用。南京沦陷后，同善堂为埋葬被日军屠杀同胞尸体，专门组织了掩埋组，组长刘德才，副组长戈长根，在城南一带从事掩埋遇难军民尸体工作。臂章上印有醒目的红十字符号，加盖了“南京雨花台同善堂图记”长戳，并写有“南京市同善堂掩埋组组长刘德才”字样。该堂共掩埋军民尸体7000余具。1947年1月，该堂掩埋组长刘德才曾在审判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他说：“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7000多了。区公所后面所埋的2000多人都是老百姓，东干长巷2000多有军人有老百姓，兵工厂300多，水台200多，还有多个人衣服被脱光了，关在制造局的楼上用火烧死的。杨巷两个地洞内的人是被日本人用森砂和草将洞口堵塞在内边烧死了的，还有个学堂内也烧死了几十个人。”
南京代葬局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地方士绅创办，主要慈善业务为施材、代葬、掩埋、停柩等。1935年时主持人为刘友伯；1936年重新立案，主持人为艾善濬，有财产9100元。局址设保泰街十庙口。南京沦陷后，该局曾自行掩埋被残杀军民尸体，后随其掩埋队长夏元芝供职于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救济科及伪督为南京市政公署卫生处（局），其掩埋队亦受雇于伪政权相关机构，继续从事掩埋工作。夏元芝，约于1890年出生于南京，抗战前为南京市代葬局董事，南京沦陷后，初任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救济组组长、救济科查放主任，后任伪督为南京市政公署及伪南京市政府卫生处（局）第一科调查主任，兼掩埋队队长，1939年5月曾受伪督为南京市政高冠吾之命，前往灵保寺东之无主孤魂墓致祭三千被屠杀军民，1940年（亦说1941年）卸伪职，改当律师。抗战胜利后曾以汉奸嫌疑被拘押，旋因有掩埋遇难军民之功而未以汉奸论处。
顺安善堂由绅民筹办，成立于清同治年间，堂址设在燕子矶镇，民国初年先后由缪鲁南、萧石楼主持，慈业主要有送诊、施药、施材、施茶、冬赈等。据1947年1月25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关于同善堂掩埋尸体的调查笔录节录》中，周其芳、区长萧石楼所做的调查登记表：“迨至南京事变后，对于掩埋沿江野岸遗尸露骨，人工费用，约去陆佰元。施材一项，以本年计算，约有柒佰贰拾元。”按照当时在南京城内外收尸的费用、支付方法，若按计件工资计算，600元应收埋1500具尸体；若按计时工资计算，一般说来，平均每个工应不止只收埋1具尸体，尤其像顺安善堂这样的小慈善机构，非在尸体大量堆积时期，不会花钱雇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如此分析，按保守的方法计算，顺安善堂花费600元雇工埋尸，其最低的收尸数字应为1500具。
明德慈善堂于清同治初年（1862）始于长沙，民国十五年（1926）设分堂于南京，1932年起以南京堂为总堂，堂址洪武路洪武新村，堂长陈家伟，主要慈业为施药、送诊、施材、掩埋、散米、施医、设学校工厂等。在同一天，堂长陈家伟填报的表格中，清楚写明，“二十七年（1938）春，掩埋700余具”。
(1) 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一○九辑·日军在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271页。
(2) 张连红、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5·幸存者调查口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3)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5·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第76—81页。本节未注明出处的证词均引自该史料集，分别为第177、187、497、198页。
抗日粤军烈士纪念碑
位置：中央门外张王庙40号广东山庄内，1937年建，2000年12月重建。
一九三七年，爆发震撼中外“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役。我粤健儿浴血奋战，伤亡甚为惨烈。伤者多留医南京城内八府塘后方医院。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寇攻陷南京，留医伤者均遭屠杀，其后由广东同乡会率人草草掩埋于山庄内。公元二○○○年七月，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奋后人，经广东山庄理事会研究，筹资重建烈士陵园以慰先驱。抗日粤军无名烈士永垂不朽。公元二○○○年十二月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