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秦淮沦为人间地狱
秦淮区因坐落在秦淮河边而得名。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发祥地之一，有着2500年的人文历史，素有“江南锦绣之邦、金陵风雅之薮”之誉。唐宋以来，李白、刘禹锡、杜牧、吴敬梓等无数文人墨客来此游览，留下了《乌衣巷》《泊秦淮》《登金陵凤凰台》等诸多名篇绝唱。有着千年历史的夫子庙、大成殿、江南贡院均坐落此地，因而又被称作文薮之地，最文艺的市辖区。然而，南京沦陷后，锦绣秦淮成为侵华日军肆意掠夺和杀戮的屠场。
时任秦淮区委党史办主任、负责该区抗日战争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的陈桂玲原是一位教员，她对我们说，秦淮区也是南京大屠杀重灾区之一，近年来他们多次配合和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大屠杀情况的调研。其中规模较大的两次，一次是1984年3月至6月，由区政协组织，一次是2005年6月至8月，由区党史办组织。1984年时，白下区（今属秦淮区）政协在对全区亲身经历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现尚在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调查时，共查出130个见证人，其中受害者78人，幸存者13人，目睹者39人；男性57人，女性73人；年龄最大的90岁，年龄最小的75岁。2005年，区抗日战争人口伤亡的调查是有重点的普遍调查，即全区（含原白下区）80岁以上的受害者、幸存者和目睹者进行调查，先后访问了45名幸存者和见证人，其中男性27人，女性18人，年龄最大的88岁，最小的80岁。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屠杀期间，秦淮区内数十人以上的集体屠杀有数十起之多，零星屠杀更是难以胜数，有千余人遇难。
陈女士酷爱文史工作，留下不少当时采访记录，她说，一次次的采访，每次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言一句，都是对侵华日军的血泪控诉。
家住通济门东关闸38号、77岁高龄的沙官潮当年全家住在新街口沈家巷“难民区”，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扫荡”中连挨数刀，幸免于难。他掀起衣服对采访人说：“有一天，我和邻居回家取粮，路上遇到5个日本鬼子，他们看我们年轻力壮，其中3个日本鬼子刺死了那位邻居。我吓坏了，不顾一切地拔腿就跑，被另外两个日本鬼子抓住，连向我肚子、腰部和背后各刺一刀，我鲜血直流，忍痛向前跑，日本鬼子就向我开枪，击中了我的膀子，我仍然拼命继续向前跑，两只野兽见我跑远了，也就没有再追赶，而是哈哈大笑地走了。我跑到‘难民区’就一头栽倒，昏死过去，人事不知。大家送我到鼓楼医院包扎治疗，后来用中草药继续医治，才慢慢治好了我的多处伤口。”(3)
86岁高龄的郑周氏当着采访者的面，老泪纵横地回忆起她一家三口惨遭日军迫害的遭遇。她说：“日本鬼子进南京城后，我家仍留在石门坎没有逃走。老公公住华侨招待所‘难民区’。有一天，他回家看望我们，走到八府塘附近东文思巷对过现在的茶炉边，被日本鬼子拦住搜身，搜来搜去一无所获，鬼子狠狠地打了公公一个耳光，并嚎叫‘死啦死啦的’。另一个鬼子军官抽出指挥刀，向公公的颈子、胸口、肚子连砍三刀，可怜老人立即倒在大街上；公公惨死后的很多天，尸体无人掩埋被狗啃烂。同一天，我侄儿因住‘难民区’吃不饱而回家，也是走到八府塘被日本鬼子砍死。几天后，我手牵12岁的儿子去‘难民区’，走到东文思巷胡家花园草房边被日本鬼子看见，这些强盗不由分说对我儿子刺了一刀，儿子哇的一声倒地，等我跑过去拉他，他已经咽气。就这样，几天之内，日寇杀死了我家三口人。”
受害人崔金贵被日寇抓去送物资到芜湖，回来走到京芜路的油坊桥时又被日寇抓住，同去的10多人均被日寇用刺刀捅死。崔金贵没有被刺到要害部位，醒来后看见公路上还有日军，又继续躺倒，一直捱到深夜。待日兵走后他才艰难地爬到河边，蹚水过河，又冷又痛。他爬上河堤，又被河对岸的日寇发现，向他开了两枪，未击中才死里逃生。
家住后标营的褚茂洪说，1937年12月13日一天里日本鬼子就杀掉他家六口人：公公、婆婆、奶奶、父亲、表舅、大哥，他奶奶头被割下，大哥被当活靶子打死。他家的房子也被放火焚烧。(4)
日本鬼子杀害中国人的方法无奇不有，手段极其残忍。时年8岁、洪武路益乐村21号102室张淑懿的全家从太平巷逃难躲到江宁龙都，父亲张栋臣刚从上海学徒回南京，就遭到日本兵的杀害。她说：“有一天我爸和叔叔伯伯到七桥瓮找逃难时埋在地里的衣服，一群日本鬼子找花姑娘，路过看见他们就开枪。我爸爸跳到河里游走，躲在草里，被日本人抓住一刀把头砍了下来，其他叔叔伯伯五六人全被杀了，只有最小的叔叔被日本人抓住，日本鬼子叫他扛了5支枪才没有杀他，逃了回来。”(5)
家住罗廊西村14号301室、80岁的刘学孝回忆说：“1937年，我才10岁，住华侨路里难民区。日本人进城后，在慈悲社看见一个40岁左右过路男人，日本人把他的眼睛挖了出来就走了，流了很多血。我和门口一个卖稀饭的发现后，还送饭给他吃，两天后他就死了。还有一次，日本人给我们开会，问大家还当过兵，或者干过其他什么事，如果干过什么事就还给干什么事，并把手举起来。然后就把所有举手的人用卡车拖到凤凰西街，推进万人坑，用机枪活活扫死。”
家住罗廊巷16号202室、1931年2月出生的杨明贞女士说：“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打入南京，当时我们家住大中桥，开篾匠店，没有离城。来了6个日本人，到我家后脱我裤子。我当时虚8岁，我父亲护着我说：‘孩子太小。’这时一个日本人打了我父亲膀子一枪，鲜血直流，我妈护我，给日本人踢了好几脚。一个日本人把我抓住，脱光衣服用手抠我下身，我哭着叫爸爸，我爸求他们直说‘她小她小’。日本人又用刀砍我爸几刀，我爸死了，我妈抱着我哭着说：‘你哭你喊，把你爸哭喊得叫日本人杀死了。’14日，日本人又到我家，抢走了我家的被子和家中的几个大洋钱，日本人对我腿上刺了一刀，头上划了几刀，现在还有伤疤。”
时年11岁、家住秦淮区秦状元巷42号的蒋树德全家避难于郊区，隔一个多星期，他们回到城里，住小心桥24号。他回忆当时目睹的情景时说，沿途到中华门，只见被烧毁的房屋建筑一片狼藉，死尸堆在人行道上，足有一米多高，时间长了，发出阵阵气味。红十字会的人在清理死尸，把他们放在板车上，往城外拖，大概是集中埋葬，场面十分凄惨。
因为家里穷，不能逃到外地，时年4岁的马庭宝和弟弟马庭禄被父母带着躲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幸免于难。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日本兵进城后，到处搜捕青壮年，进行大屠杀。他们闯进金陵大学难民区，到处抓人。那时我才4岁，祖母抱着我，我的父亲马玉泉、舅公温志学和二姑爹杨守林，被日军用绳子捆绑着押上大卡车，一同被抓的还有很多人，装了几卡车拉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听说都拉到江边用机枪屠杀了。一同被抓的有个叫薛代强的青年，是我大辉复巷29号的邻居，他趁日本兵不注意拼死跑出来，躲在大方巷附近的尼姑庵里，日本兵追到里面，看见臭马桶，没有找到他，才得以幸存。当时，伯父因为眼睛有病，一半失明，日本兵才没有抓他，因此幸免于难。父亲被杀后，母亲改嫁给伯父，后又生了三个弟妹。我还有个大姑父姓冯，在剪子巷做炒货生意的。日本兵来的时候，他和姑妈以及一些邻居躲在中华门内一个简易防空洞里，有个小孩子哭了起来，为防止日本兵发现，他家人就用床单捂住小孩的嘴，结果小孩被捂死了。后来日本兵还是发现了他们。大姑爹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戳死了，姑妈和一些妇女被日本兵糟蹋了。”
1929年11月生、家住璇子巷7栋42号2楼209室的金同和说：“1937年，我家住在中华门，西双塘井家苑11号。12月12日上午，我们全家躲进了阴阳营美国大使馆内难民区。16日，父亲和我到豆菜桥，回来的路上，父亲被日本兵抓住，我看见用铁丝捆住手臂，跪在地上。到了中午，日军押着父亲和其他人，往中山北路方向走去，我们苦苦等待一个多月，我常到外面打听，杳无音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后听说被拉到长江边集体屠杀了。1938年2月，我在金陵大学附近看见红十字会收埋难民尸体，挖的大坑：3米×2米×40米，有100多人，尸体几乎填平了大坑。3月间，我们从难民区回到家，家中东西全被抢烧光了，父亲也不在了，母亲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只好改嫁了，我随母亲到继父家生活，艰难度日……”
随着时间的流逝，了解这段痛心历史的人越来越少，走在龙蟠中路宽阔的大道上，望着车水马龙的人群，一种别样的心情突然涌上心头。如何利用各种机会告诫年轻的一代，不忘那段惨痛、落后、挨打的历史，努力振兴中华，实现美好的中国梦，这个责任，不仅要靠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下一代、下下一代，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力量，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
(1)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5·幸存者调查口述（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2)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5·幸存者调查口述（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3)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江苏文史》80辑，1995年8月出版，第60页。
(4) 同上书，第61页。
(5)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8·幸存者口述续编（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0页。本节未注明的证词均引自该史料集，第1531、1032、1041—1543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挹江门丛葬地纪念碑
位置：鼓楼区挹江门附近绣球公园城墙根处，
南京市人民政府1985年8月立。
挹江门附近，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南京崇善堂、红卍字会等慈善团体先后六批，共收死难者遗骸五千一百多具，埋葬于挹江门东城墙根及其附近之姜家园、石榴园等地。特立此碑，以志其事，藉慰死者，兼励后人，牢记历史，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