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立武与“国际安全区”建立

“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发起人是当时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

杭立武（1904—1991），安徽滁县人。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与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相互往来。淞沪会战一结束，日军即部署了对南京的进攻。在日军疯狂进攻下，嘉兴、苏州、广德、芜湖、无锡、江阴要塞等相继失守，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

在南京岌岌可危之时，杭立武从报纸上得知一名饶神父在上海设立安全区，保护了不少妇女儿童。考虑到日本进攻南京后，城内必然还有大量平民无法撤离，便萌生了效仿上海成立难民区的想法。1982年9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刊登了杭立武的回忆文章《筹组南京沦陷后难民区的经过》。文章中，他写道：“1937年11月，我在南京看到报纸报道上海有一个饶神父，在上海设难民区，容纳很多妇女和小孩。我忽然动脑筋，觉得日本将进攻南京了，我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设置一个难民区。那时我是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认得金陵大学的许多美国人，同时我也是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和许多英国人、德国人有来往。我约了一二十个外国人，我说我们要设一个难民区，他们都同意，他们认为这是一件人道的事情，应该赞同。我们这个难民区很自然地就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划进去，一直到鼓楼、新街口。划好后，我们就写信给上海饶神父，请他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以后不要骚扰难民区。”(1)

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公推德国人约翰·拉贝为主席，总干事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乔治·费奇，副总干事是杭立武。安全区采用和上海南市难民区相同的标记：白底红圈中间一个红十字，并划定安全区的范围：东面，沿中山路往西北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从山西路广场往西到西康路（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沿西康路向南至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 ，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中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到原起点的新街口为界，总面积大约3.86平方公里，设立25个难民区。

国民政府也支持安全区的建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把他居住的宁海路5号的私宅交给德国大使馆，由大使馆转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使用；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应国际委员会的要求，拆除了难民区范围内一切军事设施。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于11月30日致函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先后拨给大米3万担，面粉2万袋，以及食盐和10万美元现金，并把难民区的行政权交给了国际委员会。在杭立武面见张群时，张群向他提出了转运朝天宫故宫文物博物院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在苏州督战的蒋介石的赞成，复电指示杭立武尽力投入文物抢运工作。权衡后，杭立武把难民区的事交代给了他人，自己担当了搬运文物的重任。

从1937年11月20日到12月8日短短的19天里，杭立武动用了一切力量组织文物的抢运工作。抢运分水、陆两条路线，陆路由军委调拨车辆，沿着津浦铁路转陇海线到宝鸡，再换装卡车入川；水路方面，由于国内轮船找不到，只好最后租到一家英商轮船，溯长江运到汉口再转运四川。就在南京沦陷的前二天，14571箱故宫文物水陆并进运往了安全的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全部运返南京，为保护中华文明瑰宝安全作出极大贡献。抗战期间，他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随国民党退至台湾，1991年2月逝世。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最黑暗的一天。

日军破城后，先后在太平门、江边、幕府山、汉中门、江东门、南京东郊等地大肆屠杀市民、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一时间血雨腥风，尸首遍地，惨状触目惊心，人人恐慌，南京已成为一座“鬼城”，一些幸存的人纷纷逃往安全区，希望能在安全区内逃过日军的“魔爪”。25个难民区顿时人满为患，共收留难民约25万人，其中金陵大学空房较多，收容难民多达3万余人。

善良的民众天真地认为躲在难民区内是安全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日军公然破坏国际法准则，肆无忌惮到难民区内进行抢劫、强奸、杀人，安全区竟成为日军对无辜百姓无所顾忌尽情施虐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