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给米6合的掩埋工作

1937年12月26日开始，“南京崇善堂”与“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同善堂”“回民掩埋队”等慈善团体组织掩埋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开展掩埋死难同胞的工作。

崇善堂从事尸体掩埋工作，自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历时4个多月。其中，自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4月上旬，主要集中在城区收埋零散尸体，3个月中共收埋尸体7548具，其中男尸6741具，女尸522具，孩尸285具。1938年开春后，开始在郊区乡间收埋遇难者尸体。由于气候转热，日伪当局要求各掩埋队加快收尸速度。4个多月中，共收埋男尸109363具、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计112267具。其中女尸、孩尸占尸体总数的3.4%；就各掩埋地点而言，女尸、孩尸所占比例又各不相同，多至22.5%，少至6.7%。

崇善堂掩埋队设主任1名，下设4个分队，成员均无薪给。主任供伙食，队员1名，日给米8合；夫役10名，每人日给米6合（旧制，10合等于1升） 。

尸体掩埋工作十分辛苦，顶着沉重的心理压力，不仅天天面对着残缺不全、恶臭污淖的尸体，而且有时还要爬高下低，下水拖拽。

死者为大，讲究厚葬，是国人传统习俗，但此时已无法做到，绝大多数是无名无姓，没有香火，没有送行，无法立碑，而且收埋亦十分草率，除少数棺葬、席裹外，多数尸体只能就近裸尸填埋在战壕、沟渠、洼塘中。

由于日军对同胞的集体屠杀，大多发生在城郊低洼处及江河沟边，尸体集中，均可就近掩埋。其中，北极阁附近掩埋了2000余人，根据保存完好的该会埋尸原始资料记载，尸体主要为鼓楼至大石桥，北门桥至唱经楼、太平门、富贵山及蓝家庄一带的遇难同胞。

崔金贵老人原是崇善堂掩埋队的一员，他在接受作家徐志耕采访时说：“我是崇善堂掩埋队的。南京除了红卍字会、崇善堂是慈善团体外，还有同仁堂、公善堂，都是埋死人的‘码头’。没听说过？你多大？你当然不知道！我第一年埋尸在汉中门外，挖坑，顺着河边挖。坑上搭木板，拉来尸体都往坑里扔。死尸没有完整的，一个头，一只手，一条腿，用铁钩子钩的，一块块扔进去。臭啊，臭得吃不消！都是枪打死后又用火烧过的，黑乎乎的像木炭。第二天我叫老婆做了个口罩，口罩外面再抹上万金油，这样气味稍微小一点。但也不行，我受不了，回家饭都吃不下。干了3天，我对队长说：‘给我换个地方。’队长给我换到二道埂子。那边有个全华酱油厂，现在是第二制药厂。不得了，酱油缸里尽是死人。厂里有个一间房子大的大铁桶，里面的死尸都卤过了，血红血红的，像酱鸭酱肉的颜色，臭味小一些，我们二三十个人捞了3天。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也有当兵的，老百姓占大多数，看到这幅惨象，我不忍心，我不干了！”(4)

同样参加遇难同胞尸体掩埋工作的袁存荣老人说：“我收尸在城北一带，干了两个月光景。我们安徽会馆的南秀村那里埋了不少，是挖的。挖一人多深，两丈多长，一人宽，挖了4条沟，全填满了。五条巷，就是云南路那时前有3个水塘，死尸满满的。现在宁海路百货公司那块儿，当年也是个塘，埋死人。四条巷边有山，山上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满了，还有一个坑没有满。古平炮台底下，有个60多岁的老奶奶，是被一个班七八个日军糟蹋死的，光着身子，我抬的。我每次走过阴阳营那个厕所旁边，总要想起一个老公公，死得很冤枉。他姓吴，搬到北阴阳营来躲难的。4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20多岁的姑娘，然后又叫姓吴的公公上，他不干，被一枪打死了。打死时我在，后来也是我收的尸，就埋在房子旁边，扔在这个厕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