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民登记”的谎言
从南京沦陷开始,大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官兵被日军从难民区搜出,被押到江边等地屠杀。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安全区内的难民仍然是日军搜查的重点,有不少难民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时任安全区总干事的乔治·费奇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日记中说:“星期二,12月23日。今天,索恩遭到粗暴对待,他在史密斯的房子里,发现(日军)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刚取下一面美国国旗和日本大使馆的通告,他们还强迫那里的难民全部迁出,说这里已决定作为登记中心了。索恩肯定受到了极为粗暴的对待,最后他被迫在一张纸上签了名,同意将此处让出供他们使用一个星期。索恩不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最后,一张抗议书送交了日本大使,让日本兵迁出了这个地方。在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收容所,有70人被拉出去枪杀了。毫无道理可言,士兵们可以随意逮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手上长老茧,即作为当兵的证明,立刻处死。人力车夫木匠和其他劳动者常被抓走。中午时分,有一名男人被抬到办公处,头部烧焦,眼睛和耳朵没有了,鼻子剩一半,形态可怕。我急速用车把他送医院,但不久即死了。原来情况是这样的:几百人被绑在一起,用汽油浇身,然后点火,他刚好是靠外的一个,汽油只浇在头部。稍后,另一个类似的病人送进医院,烧得更为严重,也死了。从这些事例中可看出,日本人先是用机枪打,但未全部打死,因为第一人身上无枪伤,而第二人却有。更迟一些,看到了第三人,同样是胳膊和头部烧伤,躺在鼓楼对面通向我家的路角处。很明显,他在死亡之前经过长时间的挣扎。令人发指的暴行!”
费奇接着写道:“这天(15日)晚上我们‘安全区’委员会开会时,有消息说,日本人从办公处附近一座收容所里拉走枪杀了1300人。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是缴了械的中国军人。锐比在下午曾从日本一官员处得到保证,这些人的生命将被赦免。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他们要干些什么。人们是排着队,被捆绑在一起,约100人一组,由手持刺刀枪的日本兵押送着。他们中凡戴有帽子的都被扯下丢弃在地上。我们借着汽车灯光看见他们正排着队走向死亡。这群人默默地走着,绝无咽呜。我们的心沉得像铅一样。4个从南方长途跋涉而来的广东青年在其中吗?昨天,他们在我面前不情愿地放下武器。还有那个从北方来的高大强壮的军士,在作出缴械这个致命的决定时,他那疑惑的眼神一直在追寻着我。我是多么愚蠢呀,曾告诉他们日本人会赦免他们的生命!我们曾坚信日本人会信守诺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到来时会恢复秩序。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看到的却是残忍与野蛮,这在现代社会里实属罕见……”(2)
1938年1月,费奇托人把日记带到南京,交给在上海的英国《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保存。当年3月,田伯烈根据乔治·费奇、贝德士、马吉等人提供的日记、书信、报告等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并于当年7月在武汉出版。郭沫若先生作序并亲笔题写书名,其英文版也在伦敦同时出版。1967年,乔治·费奇在美国将日记整理,出版了《我在中国八十年》 。
日军在大批屠杀这批难民和俘虏以后,兽性没有收敛,又施行所谓的“良民登记”,继续搜捕放下武器的军人。1937年12月22日,日本宪兵司令部发布布告,谓:自12月24日起,宪兵司令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登记”分别在金陵大学、宁海路、上海路、金陵神学院、金大附中等处进行。12月26日,金陵大学登记点开始“登记”,难民区男性难民约3000人,被集中在金陵大学史威斯纪念堂前的网球场上。日军翻译首先演说半小时,要求“以前当过兵的或做过伕役的,都走到后面去”“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可以获得工作。如不老实登记,一经发觉,将“立遭枪决”。在日军的恐吓、欺骗下,有两三百人走出了队伍,其中有的人从未当过兵,只因受了恐怖气氛的影响以及对“伕役”二字的含意没有搞清,竟承认曾经当过兵。于是,他们便立即被押解出去加以屠杀。
金陵大学教授、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贝德士博士在其笔记中对此事件做了细致的记录:
(12月26日)将近下午5点钟,这二三百人被宪兵分两批带走。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身带五处刺刀伤的人来到金大医院。此人两次很明确地说他曾是住在图书馆大楼的一个难民,但是他没有到网球场集合。他在街上被抓加入确实是从网球场上来的一群人中。那天傍晚(不知是在牯岭寺以西还是附近),大约有130个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500个类似的俘虏中的大多数。这一受害者恢复知觉后发现日本人走了,就在夜间设法爬了回来。
27日上午又有一个人被带到我这里。他说头天傍晚被带走的200-300人中大多数都被杀害了。他是从死亡中逃出来的30-40人中的一个。他想要我给他和一两个同伴在当时还在继续进行的登记中帮帮忙,可我那会儿被宪兵包围了,只得将实际情况明白地告诉他:当时当地的登记仅限于妇女,此刻最好不要再谈这件事。后来我3次设法与他或他的同伴联系,可没有得到回音。另有谣传说,那些被带走的人已遭杀害,可那些说法似乎都不具体。我后来与一个逃出来的人交谈过,证实了以上的说法。
这一天和第二天(即 27日和28日),我听到并核对了一些间接的,但显然是仔细而详尽的报道。这些报道说,被带走的部分人被5个一组和10个一组地捆绑起来,叫他们一组一组地从一个大屋子的第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生了一团大火的房间或庭院。当每一组人向前走时,他们的呻吟和哭声能够被其余的人听到。但是没有枪声。原有的60人中剩下的大约20人,在绝望中冲垮后面的一堵围墙,通过毗邻的一所房屋逃走了。从金陵大学带走的那些人中,据说有一部分由于住在附近的教士们的恳求而得救了(这组报道都清楚地说明是在五台山附近)。26 日接近傍晚时M. R.就听到过类似的消息,可这消息来得早了些,不会是出自同一件事。报道上的这种混乱和复杂情况简直令人沮丧,可每天又都有其他紧迫的任务和问题要处理,虽然几次试图对这些情况做进一步了解,可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今天(31日)有两个住在附近的人前来向一个可靠的助理求援,并对他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助理提出,如果我想要,他可以带他们到我这儿来,以证实某些情况。其中一人承认他从前当过兵,这种坦率使人断定他诚实可信。他们二人说,从金大带走的200—500人被分成不同的组,他俩先被带到五台山,然后被带到汉西门外的运河堤,那里,一挺机枪对他们扫射。他们倒下了,其中一人受了伤。他们倒在死者身上,沾满了死者的鲜血。这些情况在我后来亲自的采访中完全得到了证实。(3)
日军在安全区内不断地残杀难民,使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感到深切不安,不断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但一次次的诉求,都被日军更加暴虐的行为所击破,无奈的抗议变成血泪的证词!翻开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的函件,眼前的文字顿时变得模糊起来:12月15日,本校新建藏书楼大厦中收容难民1500人,有妇女4人当场被奸,2人掳去,奸后释回,3人被掳去迄今未归,另1人被掳去,为大使馆附近贵国宪兵所阻碍释回。兵士此种举动,使被掳者之家属、邻居,以及此间附近之华人皆深感痛苦,倍觉惊惶。今晨安全区域中其他各处向余报告同样性质之事件竟有100余件之多。……12月18日,兵士奸淫掳掠,仍未改其态,各处之困苦惊惶,一如往日。本校中所收容之难民已逾17000人,多数皆为妇孺,亟盼早获安全。此外由他处纷纷投奔本校者仍源源而来,盖他处之中在最近24小时中之纪录,上尘(呈)清听。……在本校附中,一震骇欲狂之幼童被杀于枪刺之下;另一幼童受重伤将死;8名妇人被蹂躏;本校职员数人,因欲救护此不幸之妇孺,给予食粮,皆被兵士无理由加以痛击。兵士昼夜爬墙出入校地者不可计数。多数人经此惊扰,震骇惶惧,不能阖目者已有3昼夜。倘此震骇与失望任其延长,或兵士侮辱妇女时,激起反抗因而造成大规模屠杀之惨剧,其责任当由贵当局负之……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