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雷营码头：唐生智由此处渡江

鱼雷营是清代末年洋务运动中兴建的一个重要海军基地。

19世纪末，清政府在下关的土城门（挹江门）旁开办了一所江南水师学堂，作为一所军事学校，为海军培养科技人才。后来，又在距学堂不算太远的长江边上设立南京鱼雷分局，专门培养海军水雷和鱼雷作战的人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沿袭旧制，在海军内部设水鱼雷营。在1937年，这里成为海军基地码头，当地百姓习惯称之为“鱼雷营”。

南京解放以后，鱼雷营码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的教学用地。

站在鱼雷营遇难同胞纪念广场上，可以遥望到狮子山阅江楼和长江二桥。

当年，南京保卫战激战正酣，守军在逐渐收缩防线固守南京之际，发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在12月12日的下午，在三牌楼唐公馆召开了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等出席。会上，唐生智宣读了蒋介石发来的撤退令，命令在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撤退。由于通讯不畅，许多部队都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有序撤退很快变成了溃退，得到通知的部队纷纷奔向下关，都想趁早渡江北逃。

由于鱼雷营较中山码头稍许偏僻，便成为守军渡江北撤的重要码头。当日晚9时，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和周斓等先后聚集在煤炭港，登上早已停靠在这里的一艘小火轮，与长官部三四百名官兵安全抵达浦口。之后，守卫城北挹江门、下关一线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利用找到的2艘汽艇和15条民船开始渡江。该部先后渡过3000余人。

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三○六团团长邱维达也是从这里渡江的。当他身负重伤昏迷之际，被担架抬下战场，醒过来时，部队已撤到下关码头。在中山码头停下约一小时，从前线退下的散兵、伤员、后方勤杂部队、辎重、车辆以及眷属、老弱妇孺，把沿江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停在江中的日军舰艇不停地用机枪向岸上扫射，不时还有轰炸机扔下炸弹，断续升起的照明弹吓得人们四处乱窜，到处是哭声、呼救声、喊声、怨恨声，搅成一片。多少年过去后，那一幕在他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说：“夜已深，仍无法过江，我的副官和卫士只好分头去找船。分开不到一刻钟，忽听江中遥远处有人在喊：‘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连续几声，犹如天降喜讯！我停住呼吸细听，喊声来自煤炭港方向。等我们赶到煤炭港，发现江中停有一艘机动船，离我们约有200米距离，船上的人声已经听得十分清楚。后来我才知道，这条船是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留下给俞济时过江用的。因王耀武听说我没有过江又负了重伤，特请示了俞济时，留下船并派一位副官和两个卫士来接我的。由于岸上人山人海，船离岸尚有30米远，就有大批人跃进江里，向船游去，几乎把船弄翻。后来我被一条绳索的一头系着腰，从水中拖拉上船，才得以离开这座被血染红了的城市。”(1)

防守紫金山的国民党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所属部队在紫金山与日军殊死战斗数日，得撤退命令时，他带领部队也是从煤炭港渡江北撤的。在《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中》文章中，他写道：“12日晚10时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关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第八十八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已被敌人占领，并有小股敌人攻进了城，第八十八师部队很混乱，又看到粤军邓龙光部队都出了太平门。我当即赶到富贵山总队部，召集部分官兵告知当前情况，并商议决定：第三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同粤军邓龙光部一起突围，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率本团到下关煤炭港、燕子矶之间准备渡河器材，骑兵团团长王翰卿率本团占领煤炭港之线担任掩护，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秦士铨率本团为后卫，从12时开始逐次由阵地撤退，留一部占领紫金山的天堡城为掩护阵地，其余部队向煤炭港、燕子矶之间方向撤退，设法渡江。我于是日夜1时率总队部特务营百余人，经尧化门到了煤炭港，即指挥队部渡江，并指定滁县为集中地点。13日，上午12时才用木排渡江，下午2时到达八卦洲对面北岸时，敌舰已突破乌龙山长江封锁线，亲眼看到渡江的我军官兵在下关一带江面遭到敌舰敌机的射击和冲撞，因而死在江中的有三四千人，情况极凄惨，目不忍睹。第二天到达滁县，共收容官兵四千多人。”(2)

从鱼雷营海军码头撤退，最终到达江北的只是南京防守部队的一小部分，由于船少人多，很多国民党官兵和逃难民众或死于日军枪炮之下，或成为日军俘虏，或换装隐藏在难民区。这些放下武器的军人，绝大部分死于日军的集体屠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