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抗争
在集中营，战俘们常常遭到日军的残酷迫害和折磨，繁重的体力劳动往往从早晨5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钟，长达16个小时以上，没有休息天。为发泄淫威和取乐，日军还经常唆使狼狗撕咬看不顺眼的战俘，他们在一旁嬉笑击掌。在上工的路上，经常能看到有因冻饿而死、劳累而死、掉入江中淹死的战俘。集中营，几乎每天都有被日军殴打或生病而死的尸体被抬出。
新炭场坝子窑和顶山乡大新村交界处，就是当年日寇埋葬中国战俘的乱葬岗子。在那里，共埋葬了被日寇虐杀致死的战俘尸首3000余具。
战俘们住的是低矮的木板条房子，稍大一点的破房子内，多则住上几百号人，分上下两层。房顶铺的是烂稻草，遇上刮风下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滴答。”他们吃的是远不如日军喂养狼犬的饲料，一顿饭只给一碗，不是发霉的豆子，就是山芋干；或者是烂蚕豆、高粱面。他们原先穿的衣服单薄，经过长途跋涉，衣服早已破烂不堪，到集中营后不发衣服，寒冬腊月，有的将草包套在身上御寒，有的连草包也找不到，只得用稻草扎在身上。他们脚上穿的是破草鞋，每天随身带着一双准备替换。因为他们从早到晚来回不停地抬煤炭和矿石，一双草鞋穿不到一天就烂了。冬天冷大家挤在一起，而夏天又热得没法，大热天也没澡洗，身上难闻至极。在当时，有不少人因受不了这非人的折磨和痛苦而跳江自杀，也有的拼着一死逃出去。而维持会、保安队和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败类，经不住日军“抓住一个逃犯，发给三石米钱”的诱惑，看见逃出去的战俘就扭送回集中营。而再送回营的战俘只有死路一条，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活埋，或者被日寇装进麻袋，用小火轮运至江中间，再用刺刀乱捅一气后抛入长江。当时，每天都有人死去，最多时一天就有二三十人。
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战俘的反抗。从1942年5月至1944年4月，被关押战俘们前后组织了4次集体暴动，除少数人逃脱魔掌外，参加暴动的1000余人惨死在日军枪下，尸体大多被抛入通江的坝子窑河中。
第一次暴动发生在1942年5月的一天，由于组织不严密，又是下午的1点多钟，不少战俘对暴动事先并不知晓，仅逃出几个人。当时，日本鬼子没有料到白天会有人暴动，所以电网白天不输电。经过这次暴动，日寇将电网日夜通电，不再间歇。但是，战俘们仍然在寻找时机组织暴动。
1943年10月的一天，在史城侠（新四军某部团长）的带领下，进行第二次暴动。经过事先串联，暴动在下午6点钟，以码头收工、夺取看守日军枪支为号。根据史城侠的安排，六中队一个小队长用尖镐趁看守日军不备的情况下夺下他枪支，1000多名战俘蜂拥而出，冲向大门。谁料，一中队的中队长黄明忠探听到消息，当了叛徒，向鬼子告密，很快日军派来大队人马，携机枪赶到。这次精心准备的暴动，连同史城侠共冲出去几十个人，有1000多人惨死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之下。尸体全被抛入坝子窑的大河里（有55亩水面，当时和长江相通），鲜血染红了河水。而今，这水面已成为专业户承包的鱼塘，但还能在水底摸到骷髅。
这次暴动失败后，穷凶极恶的日军，对五中队和六中队战俘进行疯狂的报复。凡是参加暴动的战俘，一个个都遭到酷刑毒打，沾了水的皮鞭，钉满犬牙的木棍，不一会儿战俘们就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看来不行了，就被拖出去活埋掉。一连三天不给大家饭吃。但是，日军更需要的是劳力，是对中国资源的掠夺。从这次暴动以后，日寇开始给战俘们发衣服了，这些衣服都是他们在“扫荡”中抢中国百姓的。有红的、绿的、花的等各式各样的衣服，为了遮体和御寒，战俘们也只得穿上。
在第二次暴动之后，集中营中的战俘又紧接着准备第三次暴动。
1943年11月，国民党二十七军二十三团一个姓孔的士兵（西安人）组织了第三次暴动。事先，他们把悄悄偷来或抢到的2挺机枪、4支手枪、4支步枪和一些子弹集中起来，以备突击使用。为防止泄密，这次得到通知的战俘约有百名。在一天晚上，天上下起小雨，他们突然起事。日军猝不及防，他们边打边跑，哨声、枪声、雨声混在一起，集中营的日本兵急匆匆地召集守兵前堵后截，浦口镇日本宪兵队也紧急行动。夹击中，共冲出去七八十个战俘。后跑的战俘被抓住后，押往坝子窑集中，当场被刺刀捅死了二三十人。第二天，约有3000人被日军押在集中营中的空地上罚站，不给吃，不给喝，还不准动一下，一动就放狼犬咬，整整站了一天。由于人多势众，鬼子也无可奈何，只能如此而已。
1944年4月，集中营四中队战俘王占魁等人又组织了第四次暴动。为了逃出牢笼，他秘密联络了一些战俘，事先察看好地形，前后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悄悄拧断了集中营一处铁丝网。一天夜里，在王占魁的带领下，30多人冲了出去。由于汉奸发现动静后报告，后走的20多名战俘均被日军用机枪打死。跑在前面的战俘们冲出集中营，跑到浦口二道埂时，又遇到几名保安队员，被截住。这些汉奸想把他们捉住再送回集中营，既可讨好日本人，又可以领赏。这时，王占魁等人心里清楚，只有拼命才可能有生路，否则就是死路一条。由于他们人多心齐，手上又都有棍棒家伙，所以他们就围住了保安队准备决一死战。保安队中有一名60多岁的小头头见势不妙，怕吃眼前亏，只好放开道路。后来，他们遇到山东逃荒来此地居住的曹大娘母子，为他们带路，躲藏到石佛寺后的群山之中，侥幸死里逃生。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被关押在集中营原有的5500余抗日爱国志士和平民，侥幸活下来的仅有800余人，其中有4000多人惨死于日军的迫害和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