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余名遇难者中的幸存者

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位于长江汊河口遗址的桥头，右边是当年日军关押和杀害俘虏及难民的遗址。

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就在城郊内外进行所谓“扫荡”，烧杀强掳，枪杀无辜，将抓来的俘虏和难民关押到各个临时收容点。煤炭港几个偌大的空仓库，都关押了大量的俘虏和难民。

潘开明当年20岁，住在玄武区双井巷六号，父母早亡，留下他及弟妹8人。由于生活贫苦，潘开明白天给人理发，晚上出去拉黄包车。日本攻陷南京进城之时，他躲在二条巷难民区中一座小洋楼里。13日上午八九点钟时，他想到外边去看看情况，不期出门就遇到了3名日本兵，他被先带到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的一间小屋里，然后又押往煤炭港。

对于这噩梦般的经历，他回忆说：“13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碰上三个日本兵。他们把我带到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16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为了防止我们逃跑，日军叫我们走在马路中间。他们在两旁监押，相隔一米左右。大约快到四点时到了煤炭港。日军把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在日军扫射的时候，我眼冒金花，昏了过去。后来，死尸把我压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时，我才醒过来。当时虽然月光很亮，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活着？我问自己：我是人还是鬼？我心想，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我们，我还能活着吗？我可能不是人了！我使劲用牙齿咬咬自己的舌头，还疼痛，我知道自己没有被日本鬼子打死。于是，我就慢慢地移动掉压在自己身上沉重的尸体。我爬起来抬头一看，还有7个人坐着，有的被绳子捆着，有的没有捆。我说：‘老总，救救我吧，我没有死，把我的绳子解开。’我们互相解开绳子以后，就各奔东西，有的抱着木盆过江，有的跑到和记洋行。我是本地人，家里还有姑母和弟弟，我不能逃走。我顺着铁路，走到火车轮渡的中山码头，先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然后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坏衣服穿起来。那时已经是半夜了，我实在无法走了，就蹲在人家房屋边上。天亮以后，我往火车站方向走，走到热河路，碰到四个日本兵，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给‘日本先生’拖东西来的，他们又问我有条子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就写了一张‘苦力我已使用过’的条子给我。我跟着他们进了挹江门，走到‘铁道部’时，他们进去了，我顺着察哈尔路翻山逃走。”(2)

陈德贵也是这场大屠杀中的一名幸存者。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年仅15岁，在珠江路一家车行当学徒修脚踏车。在南京即将被攻破时，陈德贵与他哥哥随大批难民逃到“和记洋行”避难，以为英国人开办的这家工厂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下关沦陷后，日军发现了他们这一批难民。第二天早晨，来了200来个日本兵，从几千难民中抓出2800多个年轻人。其中包括陈德贵，他的哥哥被日军抓走当挑夫，给日军烧水做饭。当时，日军要他们排成4人1排的队伍，并要大家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搜身后的当天下午，将他们一起押到煤炭港的一间仓库关起来。两挺机枪对着大门，并有日本士兵站岗。他们没有料想到3天之后日军竟没有人性对他们下毒手。

后来陈德贵在接受作家徐志耕采访时说：“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3000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200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边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分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汊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汊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嘣嘣’地响，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做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汊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货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汊口的那只小汽艇开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扛来了几挺机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了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唉，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3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3000人至多死几百个，2000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3)

时住下关宝塔桥的市民何守江，目睹了日军在煤炭港仓库的暴行，他回忆说：“日本兵把两千多人赶进煤炭港的一个大仓库里。在房子上泼了汽油，放一把火，把两千多人都活活烧死了。只有一个青年人，知道仓库墙角有个下水道，把十指扒出了血，才从水道里爬出来，没有被烧死，这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4)

下关江边日军将屠杀后的尸体浇上汽油焚烧

2007年5月，在抗战损失调研中，住在名士埂105号的向远松老人对我们说：“日本人进南京城时，我9岁。我们一家住在宝塔桥董家巷392号。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小姐姐躲到宝塔桥的观音庙里。……哥哥向远高已经工作，在公交汽车公司上班。哥哥有文化，家里有两盒子书（用旧时装肥皂的纸盒装的），他得过天花，是麻子脸。妈妈叫他也躲一躲，‘不要让日本人当作是国民党兵给抓了’。哥哥说他自己是麻子，谁会把他当作兵，就没有躲到观音庙里。邻居告诉我妈，12月14日看到哥哥在家门口小巷子被日本人抓走了，妈妈听讲被抓的人都给关到煤炭港，一两天都杀了。16日左右，我和妈妈去找哥哥尸体，煤炭港铁路边全是尸体，哥哥当时穿的是蓝衣服，妈妈和我翻了很多尸体，我们没有找到。……他（叔叔）39岁，以卖柴为生，日本人来时他逃到江边，准备过江被日本人追上杀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尸体，江边上到处都是尸体，估计是顺江水漂走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