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处逢生的伍长德
鼓楼区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15日，日军将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军警2000余人押至汉中门里，自下午1时起，即以每批100人押往城外秦淮河边用机枪疯狂扫射，对未射死者用刺刀捅死和浇上汽油焚烧。当晚又有王华、鲍关位等100余名被虏军民，被驱赶至汉西门外二道埂子一民院内，用刺刀乱刺，复又用煤油焚烧，除王、鲍少数生还者外当场共被杀死、烧死96人。12月间，日军还将四五百名难民押至汉中门外，迫令立于河水中，用机枪射杀。民国二十七年（1938）1—2月间，日军以“良民登记”为由，将华侨路兵工署大院内的青年难民装满三大卡车，拉至汉中门外河边，用机枪射杀。
伍长德先生是鼓楼区志记载的幸存者之一。他当年是一名交通警察，日军攻下南京之后，他换上便衣躲进中山北路的国民政府司法院难民所，以为日军会遵守《国际法》 ，不会对安全区进行搜查。但是，没让他想到的是，沦陷的第二天，他就在中山北路司法部的安全区被日军抓捕了，与2000多名难民押解到汉中门外枪杀。日军开枪时，他扑倒在乱尸堆上，从秦淮河潜回，死里逃生。1984年时伍长德还健在，他解开衣裳向调查人员露出那场灾难留下的伤疤，详细地叙说了自己绝处逢生的经过：
1937年12月，当日本军队接近南京时，家里的人（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那时我在南京当警察。日军侵占南京后，见人就杀，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成了座空城。我躲进了受到国际委员会“保护”的司法院难民区。
12月15日上午八时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并集中到马路上，共2000人以上。十一点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现胜利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从首都电影院继续出发。下午一点到达汉中门，要我们这2000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命令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尔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本人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
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我的背上却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不多，以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倒在稻草上昏昏睡去了。大约过了头10天，我想总不能老是躲着，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难民区，后来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50多天才医好了刀伤。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五寸多长的伤痕。
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他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眼所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当时，躲在三条巷的汤正有先生也被日军从家中搜出，押送到汉中门外枪杀。庆幸的是，他与伍长德一样从日军的枪口下捡回了一条命。他回忆说：“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我家住在鼓楼三条巷1号。在日军占领南京不久的一天，突然开来了一辆日本军车，从车上跳下几名日本兵，在我家住的那一带抓走了三四十名青壮年，我也是其中之一。上车后，汽车开到汉中门外河边，日军逼我们下了车，赶我们到河的中间。因为是冬天，河里水不太多。只见河两岸站了几十名端着枪的日本兵，我们被夹在当中。河里站着的中国同胞至少有四五百人。不一会，日本兵的哨声响了，机枪开始吼叫，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悲惨地倒在血泊中，喊叫声、呻吟声、怒骂声响成一片。我却因被跌倒的人群绊倒在地，幸而没被机枪打中。日本兵走后，我挪了挪身子，发现自己还活着，全身都被死难同胞的鲜血染红了，也沾满了泥巴。我壮着胆子，从死难同胞的尸体中爬出来，看看四周，迅速离开了杀人现场。沿着汉中门、龙蟠里、清凉山，提心吊胆，躲过日军的盘查。傍晚时分，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好像再世做人。当年日军杀人的惨景及我本人这种九死一生的遭遇，至今记忆犹新，永远难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