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同胞在这里化成了烟，化成了灰

在五台山地区的屠杀中，还有一些幸运的人，他们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幸存者陈家寿在难民区因饥饿难忍出去找粮食，在五台山小学发良民证的附近被日本兵抓住，与穿制服的中国警察一起被押到上海路旁边的池塘边枪杀，他幸免于难。他说：“在那里站着等了一阵，日军带来了200来个穿制服的中国警官。他们排好队，我排在最前列，悄悄往后一看，只见最后面的日本兵架着机枪。我想这下完了。枪声一响，我马上倒在地上，被打中的人一个个倒在我上面。机枪扫射了一阵，人的叫声终于没了。因为这个原因，我成了尸体的垫子，把身子藏了起来。我一直保持着这个样子静静地倒在地上，过了很长时间。到了晚上，我才爬着从尸体堆里站起身来，身边响着还没有死透的人的呻吟声。”(5) 1

这200余名警官放下武器，是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不幸的是，他们遇到的不是敌人而是禽兽，如果他们预先知道此结局，一定会奋起反抗的，决不会成为“禽兽”砧板上的“肉”，只是他们太天真、诚实了。

时年22岁的幸存者蒋坤，原住在南京大中桥边，沦陷时全家逃到阴阳营安全区的一处空房子避难，还按照中国的习惯排成队在路边迎接“欢迎”慰劳日军。但是没过几天，就看到日本兵不断地来阴阳营检查，拉走一批一批的青壮年男人。他害怕了，正准备第二天中午搬走，但还是在家门口被日本兵抓住了。他痛苦地回忆说：“日本兵把我们抓住，分头乘了四辆卡车。嫂子的妹夫也被抓了，他乘在第三辆卡车上，我乘在最后一辆（第四辆）。都是年轻男人。前三辆卡车都朝前面去了，只有最后一辆开到上海路。我们在那里下车，集中在田里，都跪着排好。我后面正好有一棵柳树。年轻人的人数有七八十个。突然，机枪扫射了，我也中了弹，昏过去倒在地上。后来才知道，这时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收集尸体的红十字会的人来了，为了搬运浑身是血的尸体，他们用力地拉手脚，因为我在呼吸，那时他们才知道我活着，救了我的命。我求他：‘母亲在金陵女子大学避难，送我到那里去吧。’他们避开日军的眼睛，把我送去了，那时母亲和我抱在一起哭个不停。”(6)

被带到下关的三辆卡车上的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他并不知道，但他嫂子的妹夫和别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他是幸运的，死里逃生，只是更多的无辜者死在日军的枪口之下，而无人知晓。正如蒋公毂在《陷京三月记》中所记载：“塘填满了，巷子里垛不下了，山上山下埋满了死人，而中山路和中央路上还堆积着无数尸骸。日军的卡车和工兵也出动了，卡车装着成千上万冤魂运到了五台山。一堆一堆的死尸上，泼上了一桶一桶的汽油。火焰冲天，浓烟滚滚。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人，化成了烟，化成了灰。”

当年五台山荒地很多，因而也成为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地。

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在1938年3月统计记录中，清楚地登记：在1938年2月2日，在汉中路及汉西门内一带收殓尸体19具，掩埋在五台山荒地；同年2月11日，在上海路一带收殓尸体20具，其中有小孩4具，掩埋在五台山荒地。崇善堂也曾在这里掩埋受害者的遗体，据崇善堂掩埋队的登记：“1937年12月26日至28日间，掩埋１队在沐府西门至估衣廊一带收殓尸体124具，其中小孩6具，女人22具，掩埋在五台山荒地；掩埋3队在新街口以南收殓尸体91具，其中小孩1具，女人7具，掩埋在五台山荒地。”(7)

鼓楼区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侵华日军第九师团某联队将被困于五台山上的近2000名中国警察、炮兵和难民全部枪杀，掘坑两个掩埋。日军以办理‘良民登记’为由，将原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的难民100余人用麻绳捆上，三人一排，四五十人一批，押往五台山用机枪扫射杀害。当月，慈善团体崇善堂曾分两批将城内各处的215具难民尸体埋在五台山坡，其中女尸29具，孩尸7具。民国二十七年2月，红卍字会分两批将39具尸体埋在五台山，其中女尸2具，孩尸4具。”(8)

其实，据我们调查，五台山遇难难民何止2000余名，仅日军第九师团第七联队就在鼓楼、五台山一带杀害了6670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