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名重伤军人惨遭杀害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粤军部队主要有以叶肇为军长的第六十六军，下辖第一五九师与第一六○师；以邓龙光为军长的第八十三军，下辖第一五四师与第一五六师。第六十六军自1937年9月下旬起编入第十九集团军薛岳所部的序列参加淞沪抗战，11月上海失陷后，又先后转战于吴福线与锡澄线，经由句容、丹阳等地，撤至南京外围，参加南京保卫战。该部在淞沪地区及沪宁沿线的作战中，历经猛烈战斗，伤亡甚巨。第八十三军1937年组建，其一五四师参加淞沪抗战，一五六师于11月由汉口东下，抵达苏州、江阴，先后编入第十九集团军薛岳部及江防部队刘兴部，参加无锡、镇江阻击战。南京保卫战中，先后参加水西门、光华门战斗。

在南京沦陷前，全市约有8所部队医院收治伤病军人，最多时有1万多人，后来随着战事吃紧，多数轻伤员相继转移江北及大后方。包括八府塘后方医院在内尚有为数不少失去了战斗力的重伤兵，他们留在南京随时都可能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屠杀和伤害。城陷之时，留守医院想了不少办法。军医蒋公毂在《陷京三月记》中记载，12月9日，“祁、杜、宋三院集合外交部，冷、尤、李三院集合军政部（宋、李二院，工作人员均已走散，只有光杆院长）”，八府塘医院由杜保忠院长负责，123医院由祁明镜院长负责与李义璋院长负责率3院重伤员集中于外交部。12月11日，“下关江边所有一切船只，都经卫戍部统制集中煤炭港看管，伤兵出城渡江，亦须得卫戍长官的手令，才可放行。处长因感觉到情形既然这样严重，重伤的士兵，实在无法可以尽量运送过江了。乃于下午二时，亲赴国际救济委员会，向该会主席拉贝氏提议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冀其收容重伤兵，俾他们可以安全住院。答称：须电敌方，征得同意后，方有保障。处长当即慎重声明：我们来请求设立医院，并非为了战事的如何变化，亦非是贪生怕死；这纯然是根据红十字会条约为人道而发的合理的请求，所以希望贵会亦应该有合理的办法。理直气壮，该主席为之肃然。”12日，晨起后蒋公毂即赴外交部祁院办公。这天天气颇清朗，两三架敌机时刻在城空环绕侦察，伤兵陆续地被送进院来，他看见外交部的草地上，伤员“有坐卧曝日的，也有由看护小姐扶陪着散步的。当事者的工作是紧张的，在这圈子以外的一切情况，仍然极煦和安详”。

伤员们的命运得到了以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同情和关注。12月12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建立，约翰·马吉牧师担任该会主席。该会成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写道：“ （12月13日）贝茨大约在11时过来，他说国际红十字会已经得到了5万美元，用以建立伤兵医院，第一所医院将设在外交部。已经组建了一个17人的委员会。”

在中方卫生部门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合力运作下，八府塘后方医院的伤员遂被移送到外交部临时伤兵医院中，作临时安置。兵荒马乱，硝烟弥漫，伤员时刻将面临凶残日军的任意屠杀。在混乱和危险的情况下，一部分伤兵一度不敢回到外交部的临时安置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剧状况……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到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医院。

但是，随着日军疯狂“扫荡”与屠杀，中山北路大方巷的外交部很快成为日军杀害军民的屠场。拉贝先生目睹了日军残害伤员的经过，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16日，我带着满载伤员的救护车来到外交部，当我们设法使能动的伤员往台阶上走的时候（另一些用担架抬），一些日本兵来了，其中有些像是野兽，我正扶着一位可怜的伤兵，他痛苦地向前迈步，一个日本兵把他从我身边拉开，猛地扭他受伤的膀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并把另一位伤员的手捆在一起。”(3)

300多名转移到外交部伤兵医院的重伤员最终都没有逃脱日军毒手，其中20名为粤籍伤员。在数日后，得知外交部附近有粤籍伤兵遇难，广东同乡会的义工冒着危险，将他们的遗体收殓，运送到广东山庄墓园中安葬。

对于这批惨遭日军杀害的遇难官兵，广东同乡会每年都要举行公祭。抗战胜利后，粤军部队曾专程前来祭扫，缅怀抗日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