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10日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创刊。

同日　《双十》半月刊创刊，由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合办。浙一师、宗文中学部分学生陆续加入。

20日　《机械》刊《校友会十日刊》第2号。

30日　《家族制度与都会》刊《校友会十日刊》第3号。该文认为，家族制度因工商、交通实业的发展，都会生活的兴起必然趋于解体，“我们应当趁这个时候，豫先创造别的新组织，来补充这个缺陷；空谈保守，是没有用的。希望做教育者的稍为放大点眼光，将这种实际上的问题注意注意；不要一味的再将那些‘命在旦夕’的家族观念，向将来要做都会生活的学生，拼命注入，养成知行矛盾，反背时势的人！”

周振甫回忆说：

在五四运动时期，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他在《新青年》二卷六号《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的根据》里，指出封建专制建立在家族专制上面，说：“家族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因此把孔子的提倡孝悌，说成是封建专制的最大祸根，从而认为“盗丘之遗祸在万世”（本“盗跖”之称，称孔丘为“盗丘”），认为孔子的提倡孝悌成为万世罪人。就在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年十月里，夏先生发表了《家族制度与都会》，对家族制度的危害提出了新的看法。夏先生说：“都会生活与家族制度根本上不能不生冲突，乡村有宗祠，都会没有宗祠，就是证据。本来住在都会里的人大概只有家庭，没有家族；在都会作客的人虽然在乡村仍有家族，但是因都会上职业样式的变迁，事实上也不能够维持他在乡村的家族制度。”这篇文章，有力地说明都会的兴起，都会中家庭的建立，造成家族制度的崩溃。这样唯物的观点，实际上推翻了家族制度“遗祸在万世”的说法。不用万世，家族制度已垮了。当时家族制度虽已在崩溃，但并不影响军阀割据的封建专制，也说明家族制度并不是封建专制的根据，家族制度虽已崩溃，封建专制并不因此解体。夏先生的唯物观点，可以纠正吴虞理论的错误，虽然夏先生只讲家族制度在都会建立后趋向崩溃，但读者却可以从中得出以上的结论来。^[4]

本月　与沈仲九、陈望道、刘大白等制定《国文教授法大纲》。大纲提出国文教授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所发表的文章，用现代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了解人生的真义和环境的现状；反对看古书、学古文。学生在过程中自己研究，教员处于指导的地位，读看、讲话、作文都用联络的方法。教材则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结合学生心理、现代思潮、实际生活、社会需要、世界大势等，在新出版的各种杂志中采择。每隔一段时间，由教员提出一个研究的问题，将关于本问题的材料分给学生，并指示阅览的次序，释疑答惑。另讲解语法、新式标点和注音字母。^[5]经诸教员努力，“学生作白话文的，已占全数十分之九”。^[6]

陈望道回忆说：

我们四个国文教员（按：指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经常在学生中进行文章思想性、艺术性、可变性等的教育。一个月后，我们曾出了“白话文言优劣论”的题目，叫同学们做作文，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是讲白话文比文言文好；当然也有少数的反对派，其中有一个学生，在作文中以文言文的体裁大骂白话文，这是我班的学生（我是第二班，由第一班里升上来的，第一班国文主任教员是省政府派来的那个秘书）。我在修改作文时，除了文章内容和文言文的形式不加修改外，对许多文理不通的地方都做了许多记号，并写了批语：写文言文也该写通顺一些，理路不通，无从改起，重新做好再改。在教室里发本子时，他一翻全是红××，就发火了，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叫我去见教务处长。这件事情发生后，在校务会议上曾先讨论过，在校长、夏丏尊（当时是学校国文课主任）等的努力下作出这样的决定：除非陈望道先生同意，不然要开除学籍。开除，我是不同意的，因不从思想上解决是不行的。后那学生哭到我的面前来，向我道歉。我对他进行许多教育，他认识到自己错误，此后这学生也倾向提倡白话文了。事后了解，才知道这学生是受那个反动教师的指使才这样做的。

提倡白话文的活动，除了我们学校外，其他学校也在我们学校的影响下开展起来了，当时杭州各报纸，也都改为白话文了。这一切对当时省政府是很伤脑筋的事。一次我们四个人在我房间里开会（我房间与那个“秘书”住的很近），那“秘书”先生在他房间里大声的与他女儿讲：“我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就用枪打死他们”的话来恐吓我们，我们对他们的可耻恫吓置之不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