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5日 《文艺随笔》刊《一般》第4卷第1号。
上旬 辞去所有教职。
从人海颠连而深味着的悲凉，对于秀的心胸，更激起忐忑不安之感。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考广告，像是极大的诱惑；在琳决定应试以后，他也毅然决定了。应试前一天下午，夏先生到暨南来上课，在秀的房中休息。
“夏先生，我想进国民党；你看，这个行吗？”秀突然这般问了一句。
“你对国民党有信心吗？对于三民主义？”夏先生敲着香烟灰这般回问。
“也没有什么，不过世界上什么都是一样的！”秀隐隐约约似讲非讲地告白了自己。
“那末，还是不进为是。”夏先生很清切地答他，又敲一下香烟灰。
那天晚上，秀到杨家桥来告诉我：“挺，夏先生完全指导我过了，他是这么这么地说。但是我现在还是非去不可；飘泊在此，还不是一样的飘泊？”
再往后三天，一个冷风飒飒的下午，秀毕竟走了。
在秀离开真茹的第三天，环也要到福州去从军。他走出我的寓所，已经走近篱门，斗然走近我前：
“丏尊先生辞职的事，你该知道了罢？”
“辞职，我是知道的；为何辞职？我可不曾知道。”我这么答他。
“太怅悒了罢！”他说：那天，夏先生来上课，同学到的并不多。平常夏先生总是第二小时才点名，第一小时到得少一些；那天，到得太少了，或者天气太冷一些的原故。夏先生觉得这个太无聊，想不再教下去；而在教室的同学都恳切地留他。第二时，同学到的很多，夏先生和大家讲到各种，同时也讲到考试。夏先生的意思，考试要在教室举行，同学以为习惯上而且是国文科，要请夏先生揭宿题，这个是彼此的歧途。夏先生解释了又解释，同学都默然无言。最后，夏先生便对同学们说：“既是这样，我是不能继续了。”同学们相顾默然。夏先生挟了书包走近教室的门，回头对同学郑重地说：“就是这样决定了罢？”同学们相顾默然。“那末，我们再见了。”他便走出教室。以后便是辞职书来了。[1]
温梓川在《我所认识的夏丏尊先生》一文中回忆说：
我听过他的课，动机也无非是因为读过他的文章，心仪其人，而想听听他的言论，瞻仰他的风采而已。谁知道我抱着这种心理去听他的课，自然不会失望。他教书也和鲁迅一样，不大受同学们的欢迎。夏先生那时恐怕也不过是四十多岁左右，正当壮年时期，看起来却是五十多岁光景的老人。他的身体并不好，他自己也觉得体力减退，似乎对什么都觉得厌倦，他就曾对我这么表示过。夏先生看起来的确有点老态，这也难怪同学们把他看作老先生，叫他夏老先生了。[2]
李则纲在《我的教书生活》一文中回忆说：
过去夏丏尊在暨南当文学院长，和教育学院谢循初摩擦很厉害，徐中舒任暨南秘书长，与夏丏尊很相契。谢为人阴险刻毒，夏去职以后，对与夏有关系的人，都施以打击。谢和夏的不协，不独是权利位置之争，因谢当时是著名的国家主义分子，而夏在文艺界尚在进步一方面，自然不能相容。[3]
10日 夜叶圣陶、章锡琛、王伯祥、胡愈之、徐调孚、徐中舒、周予同、李石岑、方光焘在开明编译所为夏丏尊返白马湖暂休饯行。八时许散。
民国十五年秋，立达学园已由夏丏尊先生和其他几位不满于当时教育制度的教育家们，用自己的一点点积蓄和自己快被榨干的血汗，在上海江湾创立起来了，先生还继续担任了我们这一班的国文课。先生那时住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每星期要从白马湖赶到江湾二次，来给我们上课，教授的薪金一个不拿，每月还倒贴不少的旅费——这旅费，是他用心血在深夜写文章换得来的！在两年当中，我没有看见他换过一顶新帽子，穿过一件新衣服；半秃的脑袋上，总是那顶茶色的呢帽，帽的摺缝已经破了，冬天穿的是一件深灰布棉袍，夏天则是洗旧了的白绸大褂，高大的身材，诚恳的面貌，朴素的衣着，当他上第一课出现在高高的讲台上时，同学们都偷偷笑说：“恰像一个农夫。”
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正当国内人民在受着善与恶，新与旧，黑暗与光明分裂的痛苦的时候，他便常常警告学生：“黑暗势力是会没落的，但在没落之前，它一定要挣扎，犹如人死之前有一度‘回光返照’一样，在它挣扎的这个时期，大家是要饱受痛苦的。”他又尝详细介绍日本“一灯园”那个组织的哲学思想，他说：“在数学上，以0来除任何一个数，都等于无穷大，我们还何必去压榨别人，剥削别人来据为己有呢？”
因了时代的动荡，环境的恶浊，一般青年都限于苦闷当中，“自杀”的事，时有所闻，先生特为此作了一次长长的演讲，他要青年们去追寻使人苦闷的原因，他更要青年人以自杀的勇气去铲除那使广大群众个个苦闷，个个窒息的根苗。后来同学夏侠君终于在校自杀了，他悲愤万分，说：“不直接领导行动，只靠一张嘴空议论是不行的！夏君的死，我们应该负责任。”
他在校提倡“人格教育”，但主张兼有“法”的约束，而这“法”须由全校师生以及工友共同来制订。可惜这为当时多数崇拜克鲁泡特金的先生们所不同意，于是他辞去了关于学校行政的职务，只管做一个国文教师。
他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也总是在深夜，他改到较好的文章，常去敲同住的先生的门欢喜无限，说：“来看，来看，好文章！”他那时正主编《一般》杂志，这样的文章，便给收编进去了，他说：“青年人是需要鼓励的。”
他虽然只教授国文了，但对于学生的行动，仍旧非常注意。学校的艺术科新招考了一个女人来做“模特儿”。一部分学生在“模特儿”上课时便去偷偷窥看，他为此也举行了一次演讲，他说：“你们的行为，便是你们智愚的测验器。比如一只苹果挂在树上，小孩见着便想采食，水果贩见着便想赚钱，画家见着，则忘了苹果的本体而去赏鉴它的线条和色彩；你们去偷看‘模特儿’不过是想看她的光身体，这不仅表现出你们的愚昧，也表现出你们无意识的下流。”同学们听见这话，都羞惭满面，从此再不去偷看了。
四十年的“教书”生活，拖坏了他的身体，他不能再继续了，在民国十七年初便辞去了立达学园的国文教师之职而改任上海开明书店的总编辑，但他还不时来校讲演。[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