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日 湖南省垣教职员联合会续开全体大会，因天寒人稀，无甚结果。
3日 湖南一师全体教职员向校长总辞职，原因略谓：“一、我们此来本想改革教育，传布文化，对于校务有积极的进行，不料政局屡变，经费不是蒂欠，就是停发，甚至全校火食也到了有一餐没一餐的地步。在这样窘境之中，保持现状，尚不可得，至于进行事业，我们虽有方案，那里还有实行的日子。我们初时也曾忍受苦痛，期待时机，到了现在，却已忍不能忍，待无可待了。长此下去，势必流于敷衍，贻误学生，这是我们所不愿干的。二、我们从事教育，虽不全以物质的金钱为目的，却是物质的生活，当然不能没有。我们都是以教师为职业的无产阶级，父母妻子的扶养，责任全在我们一身。半年以来，我们的月俸，虽然也零零碎碎地得到一点，核计所得，不过原俸五分之二三，不足支持身家。我们虽愿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但这样的教育事业，是我们所不能干的。”并召集学生开会告别。
同日 湖南省垣教职员联合会举行代表会议，三十余校代表参加。湖南一师主张即时罢课，态度十分坚决，并谓各校如不一致，本校也要单独牺牲。[1]
5日 上午湖南一师教职员纷纷搬运行李，准备离校。张文亮日记载：“早饭后，泽东找我们谈话：教职员离校很危险，因为他们出去就散了，要想积极奋斗万难了。现在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慰留在校。”学生观此情形，仓促围集，把住校门，门首大书“誓死挽留教职员”“我们的目的在第一师范之改进和革新，我们所信任的教职员无论如何不能出校”等语。财政厅长姜济寰代述林支宇意，经费可作保障，勉留各教职员勿去。[2]
6日 离校，暂居舒新城寓所。同时离校的还有沈仲九、孙俍工、吴相如、易庆年等。
7日 张文亮日记载：“仲九来此，说学生宜急进，以免减少锐气。泽东则以为重要的在造成舆论，故宜暂缓。丏尊为周刊社做了一篇宣言，对于湖南日报、教职员和省议会、省政府、社会各方面都有责难。他们都说太激烈，我以为并不为然。”
8日 省政府特派姜济寰到校调停风潮，请易培基转达各教职员慰留之意，并向学生表示经费已在竭力筹措，将于农历新年内发足。
舒新城回忆说：
五四以后，学生罢课是常事，教师罢教则不大听得。第一师范既由“名宿”任校长，又是当时当地文化运动的领导，而况又聘有省内外的名教员；同时湖南之自治，又要在政治上树立模范为各省倡。这种事体之发生，在“省”的面子上固然不好看，而在“校”则可推到“客卿”——省外教员——身上而更好说话：所以独由一师发难，所以经“合作”而由夏等迁居我家，不数日即解决了。[3]
本月 回杭州前夕，与刘薰宇[4]相识。[5]
在湖南一师任教期间，积极鼓励学生写白话文，写新诗，并且要求有新的思想内容，反对专门替古文作注释。批改作文时，遇到属于文法的错误，总是加上“直贯”的标记，属于修辞方面的，则用“勾去”划除冗赘，改为更适当的词句，并补上眉批；经常挑选作文卷中典型的错例加以讲解。[6]长沙别的学校里的学生，有很多抛弃了本校的功课，特地来旁听的。[7]在思想文化方面属于“新文化”中人，与陈启天、余家菊、孙俍工、舒新城等过从甚密，[8]但对于政治不感兴趣。
毛泽东因为他是一个为企求光明而前来接受革命洗礼的人物，便劝他也加入他们的党，可是，却给夏先生一口拒绝了，夏先生的主张是：政治的推进是多种方式的，革命的党固然是推进政治很有效的原动力，如我现在所担任的教育工作，也未始不是推进政治的一种动力，你做你的党的工作，我做我的教育工作，原是一般样的，正不必要舍己从人，将来定可殊途同归。
毛泽东听了他这一番话，很以为不然，背后曾对人谈说：夏先生的人格学识是令人可钦仰的，可是政治上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因为在旧的政治组织下所需要的，是用革命的行动来粉碎旧的一切，好的坏的，一律加以粉碎，重行建立新的体系，方可达到新的政治理想。所以革命工作是政治推进的先决工作，惟有革命工作方是完成新的政治的坦途。其他教育经济的致力，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而不合乎革命的精神。
夏先生是一个超然的学者，他对于政治实在太不感兴趣了，所以在长沙只逗遛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便回到沪上了。毛泽东给予他的严格批评，便种下他后期对于政治有研究兴趣唯一的助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