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月

1日 午间与章育文、王伯祥商议益中企业公司写字间转租与开明书店事。夜范寿康、王伯祥来谈。

4日 散馆后与金仲华、范洗人、顾均正、徐调孚、张沛霖、王伯祥在章锡琛寓所商《英文月刊》移沪编印事。九时许散,与王伯祥、顾均正同乘电车归。

5日 为《中学生》杂志所写的最后一文《寄意》刊《中学生》第171期“中学生的老朋友”专栏。原文如下:

我是本志创办人之一,从创刊号至七十六期止,始终主持着编辑等社务。所以在我,本志好比一个亲自生育、亲手养大的儿女。

廿六年八一三战事起后不多日,在校印中的本志七十七期随同上海梧州路开明书店总厂化为灰烬。嗣后社中同人流离星散,本志也就在上海失去了踪影。

两年以后,我在上海闻知开明同人已在内地取得联络,获有据点,本志也由原编辑人叶圣陶先生主持复刊了。这消息很使我快慰,好比闻知战乱中失散的儿女在他乡无恙一般。——实际上,我真有一个女儿随叶圣陶先生一家辗转流亡到了内地的。从此以后,遇到从内地来的人,就打听本志在内地的情形。两地相隔遥远,邮信或断或续,印刷品寄递尤不容易。偶然从来信中得到剪寄的本志文字一二篇,就同远人的照片一样,形影虽然模糊,也值得珍重相看。

直至胜利到来,才见到整册的复刊本志若干期。嗣后逐期将在上海重印出版。上海不见本志,已有八个多年头,一般在上海的老读者见了不知将怎样高兴。

我曾为本志写过许多稿子。可是在内地复刊以后,因为邮递不便,和个人生活不安,心情苦闷等种种原因,效力之处很少。记得只寄过一篇译稿。我的名字已和读者生疏了。从今以后,愿继续为本志执笔。近来我正病着,如果健康允许的话,一定要多写些值得给读者看的东西。

同日 卢冀野(自重庆返沪)来访,未遇。

7日 夜六时范洗人、章锡琛在杏花楼宴请卢冀野,夏丏尊、范寿康、魏建功、周予同、王伯祥、朱达君、徐调孚、郭绍虞、郑振铎作陪。八时许散。

11日 夜与章锡琛、王伯祥、索非、徐调孚、顾均正、范洗人在章育文寓所聚饮。九时许散。

12日 致信夏龙文(按:此信据内容推断,所署日期应为农历)。

阿龙:

数日前由卓然处送来法币七千五百元,说是补助费,已收。你如去路可靠,辞去现职当然可以,否则尚以忍耐为是。寿康来沪招考教员,已将一月,日内回台。他在台任教育委员与图书馆长,水泥厂不在他管辖范围之中。杜君赴台,是否担任厂长,若仅任职员,恐亦无用人之权也(介绍当然也可以,但未必一定有成)。台湾工厂发达,技师皆专门家(台人日人都有,日人闻大概留用),国内去的人,除总管部分外,恐难安顿。台地人民皆说日语,与日本无异,国内去者皆等于哑子。你回来时菜蔬不必多带,鸡不要,蹄子买一二只来。此复,祝好。

钊 十二月十日傍晚

由沪到台,飞机轮船都不售票,要台政府许可。

13日 午间与王伯祥、周予同、金韵锵、索非、傅彬然、章锡琛、郭绍虞在康定路朱达君寓所为范寿康赴台湾饯行。三时许散。

15日 致信夏龙文。

阿龙:

前复一信,想可收到。昨日赵继岳先生来访,谓你的待遇已增加,卓然兄亦曾一度来谈过(由我叫来),他也以为台湾可以不去,因他的白水泥已在进行矣。情形如此,似可安心。水泥栈单两纸,昨交赵君带给你,他定今晨动身,当已到达。水泥执货已二月余,如前途无大希望,年内脱手亦可,否则且摆至年外。栈单收到后即来一信,以免挂念。

钊 一月十五日下午

16日 叶圣陶致信上海诸友。

19日 夜赴陆祯祥寓所晚宴,与章锡琛、徐调孚、朱达君、王伯祥、金韵锵、吴朗西、陈景岐等同席。座客皆开明、商务、正中等书业同人,共四席。九时许散。

20日 《读〈清明前后〉》刊《文坛月报》创刊号。该文缘起于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对茅盾近作剧本《清明前后》的批评,认为其剧本有毒素。该评论介绍说,“故事并不复杂。本年清明前后,重庆发生了一件于国家不大名誉的事件,就是所谓黄金案。作者就以这轰动山城的事件为背景,来描写若干人物的行动。据他在《后记》中自己说明,是把当时某一天报上的新闻剪下来排列成一个记录,然后依据了这记录来动笔的。其中有青年失踪或被捕的事,有灾民涌到重庆来的事,工厂将倒闭的情形,小公务人员因挪用公款,买黄金投机被罚办的情形,一般薪水阶级因物价上涨而挣扎受苦的情形,高利贷盛行的情形,闻人要人在各方面活跃的情形,官商界互相勾结的情形。作者把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事件写成一部剧本,将主题放在工业的现状与出路上面,叫工业家林永清夫妇做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暴露出本年清明前后重庆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民生各方面的状况。如果说这剧本有毒素的话,那么就在暴露一点上,此外似乎并没有甚么”。该文评述说,“剧本的主题是工业的现状与出路。而作者对于出路,只在末幕用寥寥几句话表出,认为‘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其全部气力,倒倾注于现状的描写上”。“本剧是作者的处女作,以剧的技巧论,当然有可指摘之处,至于主旨的正确与反映现实的手腕,是值得敬服的。”该文实质是借对茅盾剧本的评述进一步揭露与暴露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情形以及社会民生各方面的状况。

31日 王伯祥日记载:“午后二时与龙文、均正过中国营业公司签房租约期,仍三个月,租金又加一千,为三千五百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