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1日 《整理好了的箱子》刊《中学生》第60号。
这一篇随笔，讲的是去年十一月初上海地方的纷扰情形，可以说是“簇新鲜”的实录。那一回纷扰，由于中日两国间局势的紧张，一般市民根据着“一·二八”的经验，以为能够赶早逃避总是便宜，所以纷纷向租界里搬。这一篇讲的却是想搬而没有搬的一家。
要记那时候的纷扰情形，自然可以有种种的写法。譬如，作者站在马路旁边，看见大车小辆、拖箱提笼的慌忙景象，就把这些景象扼要地记下来，这是一种写法。或者，作者向熟识的朋友、遇见的生人逐一访问，听取他们对于时局以及逃呢还是不逃的意见，就把这些意见归纳地记下来，也是一种写法。或者，作者自己下一番省察工夫，什么都不管，只知道逃是不是应该的，大时代中一个平常人物要不要有一种确定的处世方针，就把这些自省的答案坦白地记下来，又是一种写法。可是这一篇的作者并不采用这些，他另外有他的写法。在种种的写法中间，我们不能够批评那一种好那一种不好，因为每一种写法都可以写得好或者不好。我们只能够看写成功的文章，能不能教人家明晓那时候的纷扰情形甚至感觉那时候的纷扰空气，然后说它好或者不好。
这一篇里，作者自己并不出场，完全站在客观的地位。他所讲到的仅仅限于一家，一家的一夫一妇。这一对夫妇姓甚名谁？因为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叙明，只用“他”和“她”两个字来代替。这男子干什么的？因为没有关系，所以并不提及，只从“办事的地方”一语，使人家知道他是薪水阶级的人物罢了。这一家除了一夫一妇以外，再没有别的人吗？因为没有关系，所以不去管他，也许有，也许没有，总之不用浪费笔墨。——上面说了几个“没有关系”，到底是对于什么的关系呢？原来是对于这一家准备搬家这一回事的关系。叙明了这一对夫妇姓甚名谁，男子干什么的，家里有没有别的人，并不能增加这篇文章的效果，反而使读者多看一些无谓的枝节，故而一概不叙，只让无名无姓的一夫一妇充任这一篇中仅有的角色。
这一篇虽然只叙一家的事，但也附带写到马路上和里弄里的慌乱状况，报纸的特别受人注意，报贩的迎合社会心理而大做其生意，等等。在“她”的谈话里，又可以见到那些搬了的人家是怎样的以耳为目，心慌意乱，除了精神困顿以外，还受到不轻的物质损失。至于局势的从紧张转到缓和，那是在后半篇的开头点明的。“他”“带来了几种报纸，里面有许多平安的消息”，把这些消息扼要记上，就见得局势是转变了。一个完全不知道这回事的人读了这一篇，也可以大略知道当时的纷扰情形，感到当时的纷扰空气，这就由于这篇文章能用一部分来显示全体的缘故。
“他”和“她”的谈话各表示一种心理。“她”的心理，只顾私人的利害，只知道追随人家的脚跟，在先因为不搬而焦急，后来又因为不搬而庆幸，这可以说是一般市民的代表。“他”的心理却是特殊的。在普通心理以外，对于当时事态的特殊心理当然有许多种，“他”所怀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罢了。“他”“不相信真个会打仗”，如果真个会打仗，“我们甚么都该牺牲，区区不值钱的几只箱子算甚么？”这里头寄托着很深的感慨。明眼人自然会知道，“他”决不是黩武主义的信徒，“他”所说的打仗原来是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
前后两半篇各记着一个傍晚时候的情形。形式也相同，都从“他”回家叙起，然后夫妇谈话，然后看那整理好了的箱子，然后报贩的叫卖声来了，报纸上列着枣子样的大字的标题。很有意味的，前半篇里“悄然对了这几只箱子看”的是“她”，而后半篇里却是“他”了。“她”的看含有无限的爱惜和焦急的意思，“他”的看却含有无限的愤激和惆怅。还有，前半篇空气紧张，在末了点明报纸上的两个标题，见得当时真个会紧张到爆炸起来似的，后半篇空气转变得平安了，可是在末了也点明报纸上的一个标题，见得这所谓平安实在并没有平安。这不是作者故意弄玄虚，要使文章有什么波澜。当时原来有这样的事实，经作者用自己的头脑去辨别，认为这几个标题足以增加这篇文章的效果，才取来作为前后两半篇的结尾。果然，把标题记了进去之后，使读者引起无穷的感想，在全篇以外，还读到了没有说尽，没有写尽的文章。
这一篇里有些语句是文言的调子，像“赖以打破黄昏的寂寞的”和“一星期来的愁眉为之一松”，都和我们的口头语言不一致。为求文章的纯粹起见，能够把这些语句改一下自然更好。作者在写的时候没有留意，要改绝不是不可能。读者不妨试试，把这些语句改为口头语言而并不变动原文的意思。[12]
5日 夜与章锡琛、章锡珊、徐调孚、范洗人、丁晓先、顾均正、贾祖璋、宋云彬在王伯祥寓所为金仲华夫妇饯行。十一时许散。
8日 下午出席董事会，邵力子、孙祖基、朱达君、章锡琛、章锡珊到会。四时许散。
10日 下午四时半至五时，中央广播电台教育播音节目播出夏丏尊国语科讲演，题为《阅读什么》（刊27、28两日《申报》；另刊1936年1月1日《中学生》第61号）。文章认为阅读的范围大致可分为“关于专业的”“参考用的”及“关于趣味修养的”。“一个人该读些什么书，看些什么书，要依了他自己的生活来决定，来选择”。
12日 下午四时半至五时，中央广播电台教育播音节目播出夏丏尊国语科讲演，题为《怎样阅读》（刊1936年1月1日《中学生》第61号；另刊1月14、15两日《申报》）。文章就上述三类书籍给出了定向的阅读方式。
13日 上午公司举行业务会议常务会，决定人事处分及新书定价等事。
20日 夜与章锡琛、叶圣陶、傅东华、金仲华、郑振铎、周予同、方光焘、徐调孚、宋云彬在王伯祥寓所聚餐。
中旬 柳亚子发起成立南社纪念会，原南社社友及新南社社友为当然会员。
29日 晨公司举行业务会议。
本月 为《平屋杂文》作序。作者自谦“不配做文人，写的东西既不多，而且并不自己记忆保存。这回的结集起来付印，全出于几个朋友的怂恿”。此书于同月作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由开明书店出版，收录评论、小说、随笔等33篇。
金性尧在《读平屋杂文》如是评：
一
这册《平屋杂文》出版于民国廿四年十二月，我的一本还是廿八年十月三版，前后约读了三四遍。所以老早就想写点读后的感想出来。前一回和朋友K先生等在路上散步，无意中，邂逅了作者夏丏尊先生，经K先生背后的指示，才得到夏先生的“文如其人”的印象。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布袍，腋下夹着一顶纸伞（大约为了天太热遮阳光之用），头顶有点秃了，两眼呈着盹形，嘴上出着几绺须，穿了一双自制的布鞋从容地缓步着，这正粹然符合着历来所说的儒者身分，可惜这时没法和他谈话。到了今年仲春，在某书店里又见到了夏先生和主人在谈话，语调相当沉缓，但因我另有他事，故而也只是匆匆的一瞥。现在挨到执笔写此小文，虽然谈不上和作者有怎样深切的认识，然总算也有了一二次的印象，可以补想象之不足。
听说夏先生是开明的股东之一，所以他的书也都由开明出版，这册《平屋杂文》（以下简称《杂文》）则收入在开明文学新刊之中。广告说“各书文字又皆为作者几经洗练而成”，倒不失为名实相符之语，其中如丰子恺叶绍钧二氏及夏先生自己，恕我杜撰一个名词，也可谓之“开明风”，无论处世行文，皆有一种淡泊自甘的风格，写着中年人的感伤踌躇和智识分子的坎坷潦倒的故事，虽是一枝半节，合起来却别有一番令人沈思的境界，而且又都与弘一法师颇有交接，故又时时的渗杂着一种亲切的哲理。后来听说他们中的两家，还结起儿女亲家了。他们在表面上，仿佛缺少一股热烈蓬勃的朝气，但骨子里却是和文字一样的几经锤炼，对人生和世态都有会心处，“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所以发之于文也值得咀嚼流连，写尽人间的错综奇态，而复保持着凝静坚定的性格，这观于几年来的行动便是确切的说明。至于说到文字的驾驭上，也都一样的冲淡而朴素，总之就是平实稳健。不易见出毛病，和他们的持躬接物一般。所以他们文艺上的活动，向来就很矜持。像夏先生那样的到目前止共只有三五种的作品，这更值得我们年轻人的省惕了。
因为要想谈夏先生之作而涉及到叶丰二位，这好像拉扯，但也可说是自然的联想。在这里，我还想举出日本谷崎润一郎氏之批评缘缘堂随笔一文来。（载《学术界》一卷一期，太一译）他说丰氏“所取的题材，原并不是甚么有实用或深奥的东西，任何琐屑的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求之于现在的日本，唯内田百间氏一流人差可比拟。”夏氏的风格虽与丰氏不甚相同，但在创作的态度和材料的剪取上，往往有共通地方。谷崎又在开头引过吉川幸次郎“译者的话”云：
“现代中国文学之中，最可观的是随笔，小说戏曲比起随笔来都下劣。这从中国文学的历史上说来是很有兴趣的事。在过去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认作散文文学的正统而最发展的是随笔，文选里所收的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是随笔类的东西。民国的文学革命曾反抗这个传统。希望从中国出莎士比亚，出歌德出左拉，但结果似乎仍流入了随笔的方向去（中略）。这尊重实际的民族，于叙述身边杂事是有热心的，擅长的，可是对于小说的构成却不内行，非其所长。”
这里所说的随笔，鄙意不能单以形式分之，“民国的文学革命”所“反抗”的文选所收的唐宋八大家（此云文选，未知指《昭明文选》抑就一般选集而言，若指前者则大误特误），并非仅因他们“都是随笔类的东西”之故，而是因他们包涵的思想必须“反抗”之故，且五四时对于随笔小品之写作还是提倡甚力，而唐宋八大家倒是轻蔑“随笔”的。不过这说来话长，不在本题以内，姑且略去。然而也说明了随笔之在中国，较小说等为发达普遍，则是事实。像上举的夏、叶、丰三氏，虽然叶先生以小说驰誉文坛，丰先生则着重于绘事，但在散文随笔的造诣上，这三位仍有他们卓然的特色。只是夏先生除了翻译之外，虽有几篇小说，恐怕大部分还是杂文了（此云杂文，又不同于鲁迅先生随笔下的短小精悍的东西）。
我很喜欢这册《杂文》的题名，简单而平正，不含典故或雕琢。他在序上说：“就文字的性质看，有评论，有小说，有随笔，每种分量既少，而且都不三不四得可以，评论不像评论，小说不像小说，随笔不像随笔，近来有人新造一个杂文的名辞，把不三不四的东西叫做杂文，我觉得我的文正配叫杂文，所以就定了这个书名。”的确作者的文字，有时似觉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不过这又何足为病。像集中使我最感动的《怯弱者》（收在第一篇），就是能够以极质朴的笔调，刻划了智识分子的卑怯动摇，和“神经衰弱”的通病，经不起一点感情的打击；临到重要的变故，往往优柔寡断，束手无策，一面又不堪知性的驱策。这些人，既不痛快的作“恶”，又无法认真的为“善”，虽则不想践踏别人的半分，也断不肯为自己以外的人牺牲丝毫。一切事情似乎都很明白，但缺乏的是开步走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到头来就只有忏悔，只有幻灭。一踏着人世的坎坷就要呼痛诉苦，却不知道人世更有十倍百倍的痛苦跟在他的左右呢，“怯弱者”的四阿弟对他奚落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世间有你这样的人！还说是读书的！遇事既要躲避，又放不下，老是这样黏缠！”后面的三句，说穿了世间一切怯弱者的嘴脸。一个人能跌得倒，奔得起，多少还表示他有进取之心，惟有黏缠到这样的地步，才真的成为“畏首畏尾，身其余几”了。作者接着又写“怯弱者”的女人从前（当他母亲病危时）对他说的话：
“你这样夜不合眼，饭也不吃，自割自吊地烦恼，倒反使人难过，连我们也被你弄得心乱了。你看四弟呵，他服伺病人，延医买药，病人床前有人时，就偷空去睡，起来又做事，何尝像你的空忙乱！”
寥寥几句话，就是这位苍白怯弱，百无一用的书生之写真。无怪作者在《知识阶级的运命》的第六节末要这样说了：
“知识阶级有其阶级意识，确是一个阶级，而其战斗力的薄弱，实是可惊。他们上层的大概右倾，下层的大概左倾，右倾的不必说，左倾的也无实力。他们决不能与任何阶级反抗，只好献媚于别阶级，把秋波向左送或向右送，以苟延其残喘而已。他们要待其子或孙，堕入体力劳动者时才脱离这境界，但到那时，他们的阶级，也早已不存在了。”
这可说是上举的这类“怯弱者”的注脚，衡诸过去及现代，确可概括了知识阶级的整体，不过到了现代，知识阶级的这套旧袍褂，早已支离破碎，不比从前，还可装装门面，夏先生也是圈内人，其有此感慨，我想决不是无聊的牢骚而是耳所闻，目所击实在太多了，故而措辞也许露骨一点，但实际的状况决不会离题过远。
二
这册集中，夏先生写得最出色的，还是几篇智识阶级病症之剖解，不过他的手术不是赤淋淋的，而是抉取人世色相之一角，以简练质朴之笔加以透照。如第三篇之《长闲》，主角亦用第三人“他”的称呼，就是一位懒洋洋的奥布罗夫型的“长闲者”，——一位“雅士”，每天背着倦怠和闲散躺躺藤椅，燃燃卷烟以遣此有涯之生。有时候，他也想活动一下，但因为懒和闲纠结在一起，终于“今天就这样过去罢，且等到晚上再说了”。而一从麻木中得到片刻的清醒时，却又会“在微醺中又猛触到景物变迁的迅速，和自己生活的颓唐来”。这些人的感觉倒是相当灵敏的，但灵敏一阵，接上来的正是脆弱——到了后来。眼前所有的只是一片广大的空虚。“他”的妻子说“他”的一段话，即是一般似忙而实闲的人绝好的写照：
“今夜还做文章吗？春天夜是熬不得的。为甚么日里不做些！日里不是睡觉，就是荡来荡去，换字画，换花盆，弄得忙煞，夜里每夜弄到一二点钟。”
夏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智识分子最苦闷彷徨的时代，比较怯弱的，就懒下来过着这种隔绝尘世的生活。虽然“他”还有一点计划，想“从文字上去开拓自己的新天地”“每日创作若干字，翻译若干字”，但如其写作缺少了热烈的兴趣和欲望，还是成不了什么事功，因为“他”对于创作只是作长闲中的消遣，自然鼓不起奋发的精神了。不过像夏先生笔下的这样文人——可以过隐居的地主生活的，在现实中似乎绝少罢。
而要谈到这些，又不能不归结于中国的社会机构上面了。因为那种恬适懒散的情绪以及所谓肃疏的山林之气，只有在农业社会中才允许他们寄生，反之，在紧张急遽，日夕万变的社会条件之下，只有日见其泛落罢了。明乎此，也就明白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歌德，左拉，巴尔扎克般的伟大雄奇的作品，而纪述个人“低斟浅酌”的身边琐事之作——随笔一类的东西，为什么那样的发达？上举的夏先生几篇作品，多少的反映了没落的智识分子的生活，到了今天，还是一幅十分鲜明的写真。
然而同时，我们要知道“闲”并非是如何可诅咒可痛骂的词眼。我们不应该将闲和忙对立起来，却应该相互调和利用，将闲作为忙的准备。换言之，真正的适如其分的“闲”正是有利于“忙”的。一味的紧迫的“忙”而后有比例的“闲”来陪衬，这样的生活，怕也不是合理的社会应有的现象吧。反之，“闲”而至于毫无条件，毫无分寸的只作为生活的整体，那就变成“几乎无事的悲剧”，像《长闲》中的这位主角，值得我们的讽刺，唾弃了。可是在今天，的确是越忙的人越得不到闲，而闲的人却无需乎半分的忙，这现像，就构成了我们社会的病态；忙与闲的两个阶级之对立，无怪大家一看见“闲”字即要怒目横眉了。
不过在大部分的人没有得到“闲”之前，少数人的“闲”是极不公平的；而为了全体人们的“闲”之享受，还有赖于大家的“忙”，甚至于应该牺牲小我的闲而追求大我的闲。闲能够造成懒惰和疲怠，忙却能够制造出闲！而在既获得闲以后，尤不应该放弃了忙。夏先生在《闻歌有感》的着末，有一段对现代女性所下的箴言：
“正在为妻为母和将为妻为母的女性啊！你们正‘忙’着，或者快要‘忙’了。你们在现在及较近的未来，要想不‘忙’，是不可能的，你们既‘忙’了，不要再因‘忙’反屈辱了自己，要在这‘忙’里发挥自己，实现自己，显出自己的优越，使国家社会及你们对手的男性，在这‘忙’里认识你们的价值，承认你们的地位！”
这篇文字，是作者听了“十一岁的阿吉和六岁的阿满又在唱这俗谣了”以后，引起的感想，在这首俗谣里面，就是表现旧时代中一个女性的“十忙”——在“一来忙开出窗门亮汪汪”，至于“十来忙一双空手见阎王”为止，中国大部分女性勤劳悲苦的一生；和莫泊生的《一生》所写一样，“好好的一个女子，从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到‘死’的口里去”，而使作者“感到不可言说的女性的世界苦”，——苦的共通性，“其内容也许有若干的不同，但总逃不出那自然替伊们预先设好了平板的铸型一步”。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合理的社会中“忙”人的不幸命运。自生到老只是忙，忙，忙！一直忙到死，没有透半口气，而到死还不明白忙的为什么？作者所根据的这首俗谣，正是中国广大的女性群之凄凉宛转的呻吟。然而看一看即使是所谓闲的一群吧，就今日情状而论，又何尝符合着真正的“闲”之本义：像小松鼠似的跟着男人上舞厅，游戏院，或者今天惠顾珠宝店，明天光临交际场，再不然则在收音机畔听听说书，拉开台子斗斗麻雀，闲诚然是闲的，说不定还有多少人在羡慕这样的生活，可是这仍不是闲的真谛。——接下去是闲的真真太无聊了，也许还要闹点“桃色纠纷”出来，于是报章喧腾百口争传，倒又“忙”起来了，这结果是小至烦恼呕气，生病吃药，大至“人言可畏”，吞点安眠药片完结，“一双空手见阎王”。这更是无条件的“闲”所得的结果。因此我将重复的说，惟有忙和闲两相调剂，人生方才像人生。否则忙和闲如果界区不分，扯在一起，即倘不被忙所羁缚，便要被闲所征服了。我因此又想，只有从“忙”中追求所得的“闲”，方是最健康平正，无愧于心吧。这是说要闲，先得以忙为代价，为前提。而逛戏院，上舞厅，并非果真的要不得，但得先具备它的代价——代价就是工作。在工作中“发挥自己，实现自己，显出自己的优越……”。这几句话确是夏先生针对女性所说，但挪移过来，同样可作一般忙人和闲人的参考。
夏先生在杂文中时常说起他是中年人了，中年人当然有中年人的感伤。他在《中年人的寂寞》里说“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到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但我们记得，夏先生在有一时期，也跟旧势力作过斗争。好像是在杭州的师范学堂时他和陈望道及故刘大白诸先生等，都发挥过一点斗志。（关于这事，容或记忆有参差处），不过他们都近乎稳扎稳打的，凝健而谨慎，并且因对世味体验较深，所以表面上总呈着很淡漠的样子，但另一面却能够不盲从不投机。记得曹聚仁先生在《文思》（北新版）中，有一篇《平屋杂文》的读后感，有说到夏先生为人地方，因为曹先生还是他的学生。（但对夏先生的认识，却还在做他学生之后）文中说，“民国十五年冬天，北伐军攻克九江的消息，对于我们做小党员的是怎样一种兴奋剂，……友人吴亮，那时正在彷徨不决之中；他想加入国民党投考黄埔军官学校，又舍不得他那白发箫箫的老父。夏先生往暨南上课，照例在吴君处休息，吴君又和我商量了好几回，决定和夏先生谈谈，请夏先生指导一条出路。吴君告诉我，照夏先生的意思，若没有深切的认识，确定的信仰，还以不入党为是。还有很多的话，吴君不十分领会，据我推测：夏先生是说对于革命不能期望太大，热烈的期望，会得到极端的失望”。后来这位吴君还是向他所认为光明的去处去，并且由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而终于身中枪弹而死。“他虽不走夏先生所指导的路，但夏先生的话对于他有间接的影响，他果然殉他自己的信仰而死”，这可以见到夏先生的人生观，读了这一节，再来看《杂文》中的某几篇就格外的得到了趣味。曹先生接着说，在革命的狂潮中，夏先生不叫别人和不使自己的盲从，投机，比之古人，可以说是东汉郭泰，申屠蟠一流人。国民革命的失败，虽原因甚多，给盲从投机分子误了大事，也是主因之一。“像我们那样闻攻占九江的消息，喜而不寐，笑夏先生的没有热情，现在想来却正是夏先生的不可及，我以这样的心眼来读夏先生的《平屋杂文》，也许有会心之处。”易于亢奋往往也易于幻灭，这是青年人的通病。中年人的见闻多，经验深，举步起来虽较为迟缓，却也有坚定的好处。一入了暮年，则精力思想都衰弛下来，一样有所“不及”。听说夏先生在沪战中颇有损失，但到今天依然布衣一袭，稳然自适，在天下汹汹的当口，能保持这种风操的，可说是很不容易，也最为适当的一种气度了。夏先生在《智识阶级的命运》（按：应为《知识阶级的运命》）里，说得这么的透彻，痛切，真是“洞若观火”，那末，想来自然有其潜厚的修养，不亟亟于自求表现了。
其次，人到中年，虽不能完全摈除哀乐，但怀旧忆往的情绪，终是不可避免的，夏先生的平屋，筑在白马湖上，我们单看这两个名称，也很令人意远了。因此《杂文》中有几处都有带及。如自序所说，“自从祖宅出卖以后，我就没有自己的屋住。白马湖几间小平屋的造成，在我要算是一生值得纪念的大事”。在《白马湖之冬》里，又写着那边寒夜的风声之猛烈：“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隙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的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是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一顶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著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我向来欢喜抒景的文字，可以令人流连与踟蹰，特别是那些不加雕饰，造句天然的，益兼朴素冲远之美。读下去，自有一股醇厚的滋味，像陈年的绍酒，不比烈性的洋酒，一开瓶，即觉得扑鼻的酗然之气。我虽然很想学步，但终于画虎类犬，这自然有年龄学力，生活诸方面的限制。在我主观的标准上，窃以为缘缘堂，未厌居和这位白马湖畔平屋的主人，都有这些质朴萧疏的特色，可惜几年来不曾见过几篇，因之也只能翻翻旧出的而已了。[13]
林真在《茅盾叶圣陶夏丏尊的三本小品文集》中说：
新近连读了三本小品文集：茅盾的《速写与随笔》，叶圣陶的《未厌居习作集》，和夏丏尊的《平屋杂文》。
小品文在这几年来，实在是发达到极致了。抒情的，说理的，讽刺的……写作的技巧已经十分成熟，题材也日益广泛，健实。虽然有许多反对杂文者颇加菲薄，以为它没有“文艺的价值”，而小品文却在他们的菲薄中间，还正在发皇滋长起来。以上的三本小品文，便是文艺园地中的丰美的收获。……
夏丏尊的散文，和叶圣陶的比较相近了，他没有后者的细致，却有着一种素朴凝练的味道，思想似乎有些近于颓废，实际上却是对于这社会的不平的消极表现。它们都很平凡，但每一句话都是非有深刻的人生阅历所写不出来的。[14]
何似在《夏丏尊先生和〈平屋杂文〉》评价说：
这诚然是一个杂文集，评论，小说，随笔，各种性质的文字都有。但是不管文字的性质怎样，而内容所写述的，除出一部分时事评论外，几乎全是作者自己身世的感念和对于生活的体验。……
不等你读完这个集子，你就会分明地感觉到，有一种“一贯的精神”流注在这里边。那就是作者情感的真挚，态度的坦白，文字的朴素洗炼，和他所写述着的生活体验的亲切，使你衷心地感受了它。自然，这种“一贯的精神”是每个作者都应具备的；不过像写《平屋杂文》那种自我表现的文字，难得多少“观察”和“想像”的帮助，益发觉得这种精神的重要。[15]
本月 赠叶作舟《平屋杂文》一册。
本年秋 为开明书店新杂志《新少年》向茅盾约稿。
三五年秋，开明书店要办一种新的儿童杂志，它比《中学生》的程度浅，又比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程度深，是给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以及这样文化程度的社会上的青少年看的，如学徒、童工、boy以及失学青年等。主编是叶圣陶和夏丏尊。夏丏尊找到我，要我写一部适合青少年读的连载小说，作为对他们的刊物的支持。我大笑道：“我虽然写过一些儿童文学的评论，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儿童文学，你找错人了。”夏丏尊却不让步，说：“你提出了理论，何不亲自实践一番？”又说：“最好写这样一个连载小说，通过故事能使小读者得到一些科学知识。”我说：“你的要求太高了。”过了几天，他又写信来劝说，我的心就给他说活了。那时正提倡写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我在一九三五年初也为樊仲云主编的“新生命大众文库”写过一本通俗化的小册子，叫《上海》，用写故事的形式介绍了上海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想，何不再试一次，探索一下儿童文学这陌生的花圃？[16]
本年 应校长冯度之邀赴宁波效实中学演讲，题为《中学国文的教习问题》。
本年 任开明练习生国文教师。
当我上夏先生第一课的时候，是在叶圣陶先生退居苏州之后。那时候，担任我们的国文导师，有先生和徐调孚先生。
他对于文法，是颇有研究的，何况我们采用的教本，正是他自己和圣陶先生合著的《国文百八课》呢。他在讲解文法之间，往往将我们日常的话语为例；虽然是极平凡的一句话，但经他一讲，就说得津津有味了。
夏先生每次讲完文法之后，讲他过去的读书经验，他说：书不要多读，一忽儿看郭沫若的戏曲呀，一忽儿又看鲁迅的短篇小说，这样是永远得不到好的结果的。只要你认为某一本书，有一读的价值，并且能帮助你的写作，你就尽量的读它，反复的读它，这自然会发生效果。譬如说《红楼梦》一书吧，我在青年的时候，读过二十多遍，到现在还是百读不厌。我希望你们也去多多的读它。[17]
【注释】
[1]《文化界杂讯》，《现代》第6卷第2期，1935年3月1日。
[2]巨人：《夏丏尊的预言》，《东方日报》，1945年5月2日。
[3]《读书运动周第三日》，《东南日报（杭州）》，1935年4月25日。
[4]《国文百八课》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一部很有特色的初中语文课本。从1935年到1938年先后印出四册，第五、六册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未能继续编印，实际只有七十二课，因先期出版时已使用“百八课”名称，故以后出版仍沿用原名。内容安排为“每课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其中文话是编排的纲领，文选配合文话，文法修辞又取材于文选，这样就不但是让每一课成为一个单元，并且让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5]胡绳：《语言学会在上海》，《大公报（天津）·小公园》第1766号，1935年8月25日。
[6]曹聚仁：《国文百八课》，《时事新报·青光》，1935年10月3日。
[7]《开明书店股东常会记》，《申报》，1935年10月14日。
[8]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中学生》第60号，1935年12月1日。
[9]《教部中小学课程标准讨论会 前日上午九时举行》，《民报》，1935年10月23日。
[10]《教育部昨续讨论中小学课程标准》，《南京日报·教育与体育》，1935年10月23日。
[11]《教部继续讨论中小学课程标准》，《申报》，1935年10月23日。
[12]叶圣陶：《夏丏尊的〈整理好了的箱子〉》，《新少年》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25日。
[13]文载道：《读平屋杂文》，《作家（南京）》第2期，1944年8月。
[14]林真：《茅盾叶圣陶夏丏尊的三本小品文集》，《社会日报》，1936年5月21日。
[15]何似：《夏丏尊先生和〈平屋杂文〉》，《申报·读书俱乐部》，1936年10月1日。
[16]茅盾：《一九三五年记事——回忆录[十八]》，《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17]陶孝哉：《记夏丏尊》，《前线日报·磁铁》，194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