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

15日　叶圣陶致信开明同人（蜀沪第126号）。

16日　下午与王伯祥、徐调孚过内山书店看书画。

18日　王伯祥日记载：“接振兴住宅组合油印通知二件（一通知大部分房屋或收回或并住；一通知派员拆回暖室设备）。午后过丏尊，询日文通知内容，因得释如上。遇仲盐，因偕返长谈，移时乃去。”

24日　大藏经刊行会在法藏寺召集理事会议，讨论各部工作规划。

本月　与友松圆谛、内山完造在法藏寺会面，谈有关佛教上的问题。

后来，友松圆谛和尚自日本来，又有事要拜托夏先生。当时，上海市面已成完全黑暗状态，开明书店等都是业务萧条。那一时期，夏先生每日午前在法租界法藏寺中独关一室，进行将《南传大藏经》译成中文的工作。我把友松和尚希望会晤的话说给他听，马上就约定明天午前到法藏寺见面。

第二天，我陪同前往，夏先生已经在等候了。一经介绍，两人非常高兴，将《南传大藏经》，还有将近完成的《华严经疏钞》拿出来看。谈了许多我所不懂的佛教上的问题，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十二点。夏先生说，“想吃好的也没有，就在寺里一齐吃面吧！”给三个人叫了素面。素面二字在日本看来是非常窄的面条儿，可是，在中国并非如此，做得仍然很讲究。配着应时上市的香菇或是竹笋以便提味，上面还浇上喷香的上好芝麻油。

吃完饭，友松和尚请求“大笔一挥做为纪念”，夏先生马上提起笔来，即席吟诗一首：

君来正值米荒剧，梵寺凄清面共餐。万一太平真绝望，重逢当在妙莲端。

连说“不成意思、不成意思！”非常谦逊地交给和尚。

我的学识不丰，不能判断这首诗的真意是否凄苦，但推测当时夏先生的心情，当是十分痛苦的。友松和尚十分感谢。关于《南传大藏经》的翻译工作，友松和尚也参加了不少意见作为参考。所看到的刚近完成的《华严经疏钞》，实在令人感佩，在大战之中，像这样的出版物，而且都是善本，不论印刷还是装帧，看起来全部像战前的东西，极为讲究，在日本也难见到。

夏先生将《华严经疏钞》交给我十五部，托我送往日本。全部工作完成后，由我用包裹分别寄赠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洋大学、大正大学、驹泽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高野山大学、法隆寺、延历寺、东福寺、妙心寺、万福寺、宽永寺（另一处已想不起）。当时正是海运极为危险之际，全部抵达的消息到达后，我才安心。其实，战前弘一法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发现现存的中国最古的版本，道霈禅师所著《华严经疏论纂要》也曾有十五部寄赠日本，那也是夏先生的法缘，由他托我寄赠的。有了那一次赠书，才又有这一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