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
2日 社评《台湾的国语运动》（署名默）刊《新语》第3期。文章认为师资力量的匮乏与权威文法纲领的缺失，或成为台湾地区推行“国语运动”的阻碍。
3日 致信夏龙文。
阿龙：
昨日收到吕君带来信、钱与蹄子。水泥事今晨去问过四叔，据云，准定（各一半）合买。钱如何交付，即来信。上海米价二百万元以上。香烟抽不起，最好戒绝。母亲说，也要戒了。弘宁弘奕，都于前月底被遣散（各得解散费伪币数百万元），弘宁因开明需人，已有职务（收银柜员）。弘奕则于前日返里。我病体无大变化，每周出去（坐电车）二三次。胃口尚好，可勿念。弘福于你去后，仍发热不休，改服奎宁数日，已痊愈。其病非感冒，乃疟疾也。医生诊断，实不大可靠。祝好。
钊 十一月三日午
4日 晨与朱文叔访王伯祥。夜赴上海纸张公司晚宴。
王伯祥日记载：“午后四时，过丏尊，同乘电车至八仙桥，渠过访其中表，余则径赴雪村家，应纸张公司宴，凡两席。余与洗人（按：自桂林返沪）、丏尊、绍虞、达君、调孚、文彬、坚吾、予同、雪村坐上席，索非、孑如、振甫、履善、士文、均正、遇羲、逸人坐次席，守宪未至。九时散归，与丏、履、孑、索、同步至八仙桥共乘电车以行。”
同日 朱自清致信叶圣陶，谈及“丏尊翁六十寿纪念集”事。
8日 致信夏龙文。
阿龙：
今晨荣庄送到来信，一切均悉。水泥款廿万元已凑好，交卓然兄转托便人带去，收到后即复一信，以免记挂。栈单如邮寄不便，托妥人带沪，或暂由你保管可也。匆匆祝好。
钊 十一月八日下午
11日 明社（按：开明书店业余员工组织，1942年设立于桂林）公宴上海开明同人及家属。
王伯祥日记载：“晨十时许，珏人率滋、湜两儿乘车往三山会馆，余与润儿继发，步至雪村家，盖今日明社各地同人公宴留沪同人暨家属，藉慰积年困苦也，到五十余人。十二时，先合摄一景，摄景毕即天后大殿（先期向三山会馆商借）聚餐，凡列四席，余与洗人、守宪、巴金、雪村、丏尊、文彬、继文、小文、绍虞、予同同坐，尽欢畅饮。（今日适为洗人还历，又为丏尊六十，文彬五十补庆，而敭、清生子今适弥月，众庆并至，故特欢。）至二时半乃罢。”
同日 复信《大晚报》记者。此信以《复大晚报记者书》为题，刊1946年7月1日《觉有情》第7卷第21-22号；另题《由观音到弥陀》，刊同日《弘化月刊》第61期。
记者足下：
承你不弃，来信要我写一篇星期专论的稿子。当前大局这样严重，内战岌岌可危，人民正被高物价压得喘不出气。许多朋友因不满于胜利后的现状，都垂头丧气，有的甚至发狂。在这情形之下，像我这样病废了的老朽，有甚么话值得说给贵报读者听的呢。……
你前次来望病的时候，曾对我案头所供的一尊小小的观音像谛视了好一会。我那时正病着，因医生教我少说话，没有对你说甚么。我现在告诉你：这尊观音像已供了八年多了，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就供的。方外友弘一大师曾经教我，有苦难时最好求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的名号。战争起来的前一日，我从虹口故居怱卒逃避到这间屋子来，受尽苦楚。为了想在内心上求得解脱，不久就请到了这尊观音像，供在案前，晨夕与老妻焚香礼敬，念几句“南无观世音菩萨”，习以为常。前年无故被敌宪兵部逮捕入狱时，数月前上海连日遭炸，附近十三层楼十八层楼屋顶敌人乱放高射炮时，以及这次患病时，我所惟一赖以自慰的，就是这观音名号的执持。……
我于这几年来执持观音名号。胜利到来以后，觉得世间情形越来越糟，生活越来越困难，太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禁大失所望，觉得斯世已不足贪恋，于是兼念弥陀，愿来世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之中，不再在此世界受苦恼。
拉杂写来，纸已将完。你是不信这些的。但在这封信里，你可窥见我近来的心情与对时局的态度吧。
丏尊顿首 十一月十一日
《弘化月刊》编者言：
在《由观音到弥陀》一文里，我们知道夏先生的世间生活，虔诚地接受了观音的悲愿。出世间生活，虔诚地接受了阿弥陀佛的悲愿。自来文人学佛，总好读《圆觉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经》。学者学佛，则好研究教相，读《华严》《法华》《楞伽》《解深密》等经，《瑜珈》《唯识》等论。这在文人学者的心里，以为这样才不失文人学者的身份和名望。所以终究还是一个文人学者而已。夏先生是文人，而不自以为是文人。是学者，而不自以为是学者。他学佛之后，所信受奉行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阿弥陀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他凡事重实行，不尚空言。所以他不空谈教理，而只是实力修持。所以他进德极猛，虽专修净土不到一年，而临终能有那样好的景象。所以他不止是文人，不止是学者，而是一个宗教家。宗教家和文人学者不同的地方，便是一重行，一重言。佛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是佛教有优美的文学，有高深的学理。而学佛的人，却也有时只学其优美的文学，深奥的理论，而忘却实行，令人有买椟还珠之感。夏先生以文人学者而专从行持上做工夫，不但令人仰其识力之高，性情之挚，实与我们以宝贵的教训。我们需要著眼领取。[4]
魏金枝评述说：
他以为：所谓观音，只是人类希望的化身，所以观音的化身，可以多至恒河沙数，自送子观音，以至千手观音，只是依着人们的希望，而使之各如其愿。至于菩萨，那是只给你死，无论你求他拜他，还是叫你寂灭，因为绝望是痛苦的良药，也就是菩萨的最高理想。在这里，他正和一切好意企望于现政府的老实百姓一样，他以为经过这次血战以后，或许会稍稍觉悟，因而改弦易辙，然而呈现在他眼前的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于是他就不得不认为现在是碰到了以寂灭为最高理想的菩萨了。而菩萨呢，也就真的给了他以寂灭了。[5]
12日 夜与范洗人、章锡琛、刘尊棋、周予同、金仲华、王伯祥、徐调孚、索非、巴金、顾均正、朱孑如等在康定路朱达君寓所聚饮。九时散，与朱孑如乘电车返。
14日 致信夏龙文。
阿龙：
邮信未到，莫君带来之信及单据于昨日傍晚收悉。单据既在上海，当然须在上海出货。厂方通知手续，不妨预先办好，免致临时麻烦。一星期来，弘正弘福与玉严都生过病。现已均好。我体气如故，隔一二日出去一次。生活压迫越来越重，如何是好。卓然新厂事，守宪与四叔似不起劲，卓然也未曾为此来过，看去希望甚少。此复，祝好。
钊 十一月十四日午
17日 《中国古籍中的日本语》刊《新语》第4期。
同日 王伯祥致信叶圣陶，附夏丏尊信。
18日 马叙伦《访夏丏尊归后感赋即呈丏尊》载《前线日报·晨风》。
当年豪气已平常，袒臂摊书独踞床。
酒兴近来还似旧，瓦尊虽设不能尝。
回首风云明远楼，[6]眼前多少贱封侯。[7]
身看由蘖成梁栋，笑语何妨暂楚囚！
嗷嗷何止是江鸿？行路时闻叹腹空！
为道频年无水旱，只缘国命偶逢凶。
平日何曾有宿粮，如今邛节挂空囊。
同嗟莫问淮南米，早办终身辟谷方。
误身端是莫为儒，已分青年葬饿夫。
偏为妻儿成再误，尚寻椎凿发舍珠。
19日 王伯祥日记载：“同人薪给今调整，底薪一律核减，生活系数之倍数则提高。”
21日 与上海文化界袁希洛、马叙伦、陈叔通、郑振铎等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呼吁政府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没收取缔书刊行为，恢复言论出版自由。宣言刊22日《大公报（上海）》。
22日 下午二时半与马叙伦、赵景深、杨卫玉、邵洵美、李健吾、郑振铎等300余上海文化界同人在静安寺路康乐酒家茶会，欢迎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莅沪。“主席赵志游致简短欢迎词后，张主委乃对到会文化人，发表情词恳切之演词。张氏首对海上文化界人士八年来苦斗精神，恳致嘉慰与敬意。旋乃介绍后方文化界之一般动态。最后并对本市文化界在建国时期所当负起之责任，寄予甚深之殷望。嗣由胡朴安，朱应鹏，顾仲彝，陈科美，费穆，周信芳，张冶儿，冯有真代表各个不同之部门，先后发言，殿以张冶儿领导之剧艺社余兴表演，至五时始散。”[8]
25日 社评《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刊《大晚报》。文章指出：“目前政治上的黑暗的坏的方面，如贪污，横暴，不法之类，且不谈。即就其光明的好的方面看来，也大半叫人失望。为政者所发表的政见并非不好听，所颁布的文告，也着实冠冕堂皇。若论其效果，大半不甚可靠，犹如好话与符咒一般。”
日本投降以后，夏先生把过去的沉静打破了。马夷初先生是他的老友，这时完全用一种政论战士的姿态在上海文坛上出现；夏先生也同样有这种雄心，可恨却给病魔牢牢的控制住。有一次，他给我一篇草稿看，题目仿佛是“符箓与政治”，内容虽还温和蕴藉，可也相当犀利的侧击到高级接收大员们的言行不符。他曾担心似的问我报上发表有无困难，那是大晚报特约的论文。过了一天，他又告诉我登是登出了，只是几个大员人名全改作××。[9]
同日 夜邀王伯祥小饮，商议参选市政府参议员事。
本月 舒新城著《我和教育》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