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
1日 《双十》更名为《浙江新潮》，改为周刊。经费由学生自捐，并得到夏丏尊、经亨颐、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沈玄庐等人资助。
同期 初识夏衍。夏衍回忆说：
受到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浙一师和杭州几个学校的青年人凑合起来，办了一份叫《浙江新潮》的周刊，他和陈望道、刘大白先生都是这个小刊物的支持者。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经过俞秀松和汪馥泉介绍，在贡院前的浙一师宿舍和他第一次见面。他鼓励我们，要我们象北大学生一样地去闯破沉闷的空气。可是不久之后，因为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一篇《非孝》，就“闯”了一场大祸。[8]
3日 下午五时经亨颐召集专任职员会议。
7日 经夏丏尊审阅，施存统《非孝》一文登载于《浙江新潮》第2期。文章发刊后，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北洋军阀政府与省议会的干涉，报社被查封，正在排印的第三期底稿全部搜去，已排好的版子也勒令拆毁，并责令印刷公司的经理周佩芳具结不准再印。
傅彬然回忆说：
第一师范的罪状，“非孝”之外，还有“非孔”。非孔，除了形之于笔墨之外，还见之于行动。五四以前，上下丁祭孔的仪式非常隆重。第一师范学生被派去担任司乐的职司。五四以后，我们对于孔子之教既然怀疑，对于祭孔的仪式自然不免要生反感。我们向学校提出要求，拒绝参加。有几位教师劝告我们仍旧去参加，我们没有接受，情绪相当紧张。夏丏尊先生知道了这件事情，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眯起眼睛苦笑着说：“牛痘发作了，牛痘发作了！”而校外另有一位先生，劝我们照常去参加，等到仪式开始以后，再把礼服礼帽脱去，把乐器丢掉，大闹一番。这个意见，我们也没有接受，只是采取消极行动，拒绝参加而已。“非孝”“反孔”，这还了得！于是被目为浙江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第一师范，愈加受缙绅先生及一切守旧派的敌视，《浙江新潮》不久也就夭折了。[9]
15日 夜与罗子纯在经亨颐寓所商讨校务。
同日 《浙江新潮》转至上海出版。
16日 学生自治会成立。成立大会上，“由本校新剧团扮演新剧，以做余兴。第一出是胡适之氏所编的《终身大事》，第二出是陈望道、夏丏尊二君合编的《严肃》，第三出是新剧团自己编的《骗中骗》。舞台主任是金咨甫君。男女来宾差不多有二千人光景”。[10]《严肃》寓意人无论在学校还是家庭中严是靠不住的，终要能够自治。[11]
20日 与袁新产、陈望道答读者信刊《校友会十日刊》第5号。三人认同《十日刊》应“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并提议开设“共同研究”和“校友服务状况”两项专栏，以分享校友经验心得。
24日 钱畊莘复信，请求夏丏尊、袁新产、陈望道诸先生能为《校友会十日刊》按期提出问题，以便共同研究。
25日 接受省教育厅问讯。
教育厅长夏敬观接到省公署的训令后，不敢怠慢，立即于十一月廿五日，派科员富光年为“查办员”，到一师来查问，这时经亨颐已从山西开完会回来，便亲自接待。查办员先宣读了省长训令，然后提出三个问题：
一、“《浙江新潮》是不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印刷物？”经回答：“不是。”二、“黄宗正是不是第一师范的学生？”经答：“是。”三、“现在第一师范办理情形如何？”经回答：“很长。”经校长就谈了学校最近改革的情况及其成绩。该查办员无话可说。接着又找陈、夏、刘、李等四位国文教师来，询查了国文课授课情况，又逐本逐页的翻查了白话文的国文讲义和学生的作文簿及学生自治会章程。又要校长陪他看了教室，学生宿舍，还要向校长索取《浙江新潮》社学生的名单。校长不给，该社几个学生怕连累校长，主动交出名单，该查办员才扬长而去。不久，他们又派了一位姓周的科长再次来查办，经过情况，与上次大同小异。
教育厅长夏敬观除将查办情况回禀省长外，过几天，他派人把经校长请了去，指责说：“据本厅周科长查明，贵校教员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人，所选国文讲义，全用白话，弃文言而不授，此乃与师范学校教授国文之要旨未尽符合。而此四人，又系不学无术之辈，所选教材，夹杂凑合，未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将使全校师生，堕入魔障。本厅责成贵校长立即将此四人解职，并将学生施存统开除。”经回答说：“我校教师所选文章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选来的，如果使学生读后会产生‘思想中毒’‘堕入魔障’之恶果，政府何以不干脆取缔京沪等地出版之刊物呢？至于教师不学无术，请教何以见得？且学期中途，如何能随便解聘！再说，学生未教好，那是教育者未尽到职责，不能以开除了之，开除学生非为教育之本旨；学生即使言论失当，但没有犯罪，不能开除。何况，新思潮这样勃发，新出版物这样多，其感动的力量，实在大得了不得。要想法子禁止，实在是办不到的。如果空气能排得尽，新思潮才能禁止。盼望官厅明白这一点。”[12]
30日 《“的”字的用法》刊《校友会十日刊》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