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
5日 王伯祥日记载：“依时入馆工作，强自镇定，劝雪村、丏尊姑避倭焰，暂迁法租界，不纳。谓要走则只索回乡，决不在沪搬动，予既不能离沪，乃决定单搬矣。夜仲盐在家治酒，为薰宇饯行。邀予及丏、琛等作陪，畅饮至十时许始散。左右邻里之搬走者比比而是，薰宇乘车回去，遂谣传琛等乘夜迁出云。”
6日 夜与王伯祥、范洗人、章锡琛、章锡珊、刘叔琴、宋云彬在聚丰园为刘薰宇全家返贵阳饯行，吴仲盐作陪。九时许散。
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起来了，我打算带了家眷回家乡来，偶然和他谈起，他非常高兴地说：“早就应当打这个主意！落叶归根，尽管在外面飘荡，为什么呢？”他赞成我的打算，我心里固然高兴。但是，对于他这个说法，当时，我却有点反感。我认为，这是他年过五十的人多少带点颓唐意味的想法。其实，我有什么根可归呢？我终于依照他所赞同的，我的主意回到老家来了。然而在生活上，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比起回来以前，不是更飘荡，更没有着落吗？[4]
8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宪政协进会、中国文艺协会、剧作人协会假座小西门尚文小学欢迎沈钧儒等出狱并郭沫若回国，到千余人。主席潘公展致欢迎词，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分别发表演说。
12日 思虑再三，全家搬至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3号。
13日 “八一三事变”发生。据王伯祥日记载：
雪村夜仍宿梧州路，今晨始出。据云尚能平静。十时许，得愈之电话，知今日九时十分倭兵在横滨桥冲我保安队防地，已接触开火矣。有顷，马路上即见纷乱之象，电车即不北过靶子路及海宁路云。十二时归饭，仲盐亦自梧厂返，盖美成已作结束，无法开工也。饭后，复往福店，则琛、洗、珊已定有办法，自明日起放假一星期，提前发付八月上半薪，惟应得薪水在廿五元以上者一律发廿五元，除梧厂留守人员外，福店每部分各酌留一二人，余均在假，且得返里。盖银行已悬牌暂停，金融无法周转，不得不分别遣留耳。
14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唤起全民抗战，共赴国难，决议创办《救亡日报》，“内容注重战事与救亡运动新闻，文字力求灵通正确”。短评由夏丏尊、邹韬奋、傅东华等负责，战地通讯由张天翼等负责，抗战消息由顾执中、金仲华等负责，时事分析由胡愈之、钱亦石、章乃器等负责，群众新闻由汪馥泉负责，自由论坛由萨空了、巴金负责，文艺由郑振铎、郭沫若、夏衍等负责。此外并在全国重要城市遍设特约电员，探报一切，关于救亡新闻报道，由阿英负责编辑，王尘无助编，周寒梅发行。
15日 下午五时梧州路总厂遭轰击，厂旁经纬里内大批妇孺无法逃出。
16日 王伯祥日记载：“清晨五时，高射炮声大作，似在西南方，想倭机袭我虹桥飞行场或龙华司令部或南车站也。亟起，匆匆食已，雪山、云彬来，谓南站被炸。偕出，途遇芷芬，因同过贝谛坊三号访丏尊。谈未多时，即出。”
19日 王伯祥日记载：“在店午饭，饭后与琛、珊、洗、调、均、索集议当前公司应急办法，因决定分别遣留办法六项，备明日公布。予薪在一百五十元以上，照新办法应暂支半薪云。四时许归，过访丏翁，告慰备至，旋行。”
20日 弘一法师致信。“此次至青岛，预定住至中秋节为止（决不能早动身）。其时轮船未必有，倘火车尚可通者，则乘火车到杭州。（转济南，换坐京浦车。）惟北方三等车，较沪杭宁大异，不能安坐，故不得不乘二等车。预算车资及其他杂用，所需甚多，拟请于护法会资中寄下八十元。若有火车开行，于中秋节后必可动身也。”
24日 《救亡日报》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樊仲云为总编辑，夏丏尊、巴金、王任叔等为编辑委员。
至25日 战火由欧嘉路延烧，梧州路编译所、管理处货房与美成印刷厂均遭焚毁，《月报》《中学生》等停刊。
开明总厂被毁，资产损失达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开明的两位主要负责人章锡琛和夏丏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关心时事。因为不关心，对时局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丏尊不相信会出现长期抗战的局面。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没有认真跟帝国主义者打过一次仗，目前这个坏政府，更不会真正跟日本打起来。”锡琛呢，他虽然不是绝对不相信会打起来，但他把租界看作安全地带，以为梧州路是租界，即使打起来，也不会在租界中作战。他还有一种奇怪想法，认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我这点小小事业算得什么。有一次我问他开明作了什么准备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章、夏两位警觉性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事先作了相应的布置，开明的资产损失不会到百分之八十以上。[5]
26日 王伯祥日记载：“店事经丏、琛、洗、珊等集议，先由会计部轧一笔数，再召集董会依此讨议之，故今日不果开会也。”
28日 王伯祥日记载：“愈之、丏尊俱来福店，据愈之所言，战局殊难乐观，颇致忧虑。”
下旬 致信弘一法师，劝暂住青岛，并告知个人损失及困顿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