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冷战结束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趋势越发剧烈，资本循环不但加速且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1]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认为变局的含义丰富，表现在：其一，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力量对比出现显著变化。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大幅崛起，西方出现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下降，欧洲陷入多重困境，英国脱欧、难民冲击、一体化动力不足；而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自身受贫富分化和移民等多元文化的冲击，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兴起。其二，支撑世界秩序的制度出现变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世界构建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对稳定世界秩序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然而领导者现在却认为无论国家组织还是多边机制不仅无法带来积极的解决方案，甚至还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后果，多边机制的功能和效率下降都受到根本质疑，民众日益内向、承担全球治理成本责任的意愿下降，导致世界一些传统领域出现严重失序。其三，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兴起，导致全球除了和平与发展传统议题出现一些全新的议题，对于这些议题人类还缺乏科学认知甚至未能有效察觉，更未进入政策议程，譬如气候变化、资源环境危机、海洋危机、难民危机、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这些议题使得国际治理和国内治理相互渗透，不同议题相互交织，由此世界秩序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复杂性都急剧提升，任何方案、政策和行动均牵一发而动全身，那种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不复存在。

世界秩序变局必然意味着深层次动力的变化。动力除了技术变革，更多源自社会层面；而在技术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秩序在空间层面也出现重大变化，城市和世界城市体系迅速崛起，冲击了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指出，21世纪有两件事情影响最大，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另外一件是中国的城市化。高科技革命引发信息化浪潮，而信息化又从横向和纵深两方面推进全球化，而受益于信息化、全球化的城市化又进一步对全球政治经济施加结构性影响，表现为三层内容：

第一，人口大规模从农村向城市流入，世界迅速城市化。目前，全球有4 000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分布于全球各地，这些城市将原来固化的各种地理和空间分割，譬如对城乡二元、南北半球分化、社会自然分割都予以有效的解体和重构；同时，各国为了促进城市深层开发和洲际联系，积极建设跨国交通廊道、通信以及能源网络等大规模基础设施。一些学者以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这一崭新概念来描述上述进程。

第二，超大城市扩张迅猛，不仅规模更大、数量更多，且空间形态也急剧变迁。不仅单个城市内部出现多中心结构，且超大城市和周边城市日益构建出大都市区、城市群、城市带。伴随着超大城市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多尺度、超级联系性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也日益形成。这种网络体系使城市有了超越国家管控的可能性，城市直接进入世界场景。

第三，无论城市化还是超大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都需要人口、资本、资源环境等要素集聚或者扩散，无论是热带雨林、高原山地、大洋，还是沙漠、大气等自然空间都被整合到上述进程中，全球也就出现史无前例的治理需求。治理需要人的参与，而人在以城市为活动平台自下而上通过虚拟网络和先进交通工具相互连接时，不一定能够获取具体的权力和物质资源，但确实从全球连接中获得有效支持，城市也自然嵌入到全球—国家—地方的多层治理体系。

新的空间秩序出现意味着随着城市在世界秩序安排中逐渐取得胜利，“世界皆为城市”（urban world）形成。“世界皆为城市”，国家和城市之间也就形成更加复杂的关系。有人认为城市和国家正在脱离，有人认为城市是国家现代化的引擎。然而无论何种关系，城市正成为世界打开国家这一黑箱的枢纽、门户和入口。确实，通过国际劳动分工和信息技术革命，世界秩序似乎产生出一种“去领土化”进程，即各种要素流动超越了国家边界，迫使国家很多政策制定或上移至超大国家组织或下落到次国家层面，这样国家反而丧失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表达的空间。过往，国际关系学界基于国家中心主义有意无意忽视非国家行为主体，随着主权国家形态的变化以及“世界皆为城市”大环境的形成，世界秩序就不能局限于国家—世界这样的二元划分，而日益呈现为世界、国家和城市（尤其超大城市）的三足鼎立。

新的世界秩序出现意味着进入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城市呈现对国家的适度脱离。表征就是城市与全球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世界主义文化氛围日益浓厚，与国家的联系相对减弱，无论精英和普通群众都越来越珍视全球化的体验和对远方文化的想象，由此纽约将大多数票投给了希拉里而非特朗普，但美国选择了特朗普而非希拉里；同时伦敦选择了留欧而英国则选择脱欧。城市在世界秩序中的崛起意味着地方性和全球性日益融合，外交政策也和国内地方治理联系在一起。进入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城市依托非正式关系、资本、信息以及具体实践足以对外交政策施加重大影响。譬如移民群体、CBD、国际社区等承载全球化功能的空间区域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未得到充分的揭示。(https://www.daowen.com)

伴随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纽约、伦敦因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创新能力对全球政治经济循环产生强大的塑造能力和影响力，进而获取了不成比例的财富权重和影响力，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枢纽和话语高地。这些经典世界城市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令人艳羡的世界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后者核心枢纽的参照目标。目前世界城市有各种排名，有综合排名也有单向排名，譬如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科尔尼、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经济学人智库等都有自己的排名。这些排名不是没有争议，然而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也确实能反映部分客观事实，进而展示城市发展程度、能级及其在网络体系中的位置。

排名创造了城市间的竞争氛围，使得发展中国家核心枢纽门户城市试图通过各种措施获得最高等级的能级。这样参照纽约、伦敦，追求财富的集聚，以及围绕财富集聚而成的全球性功能机构、基础设施、社会文化氛围，便成为不约而同的政策行为。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家也试图将各自门户城市和交通枢纽，孟买、圣保罗、约翰内斯堡等塑造成世界城市。阿瑞吉教授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首先提出了地缘政治与巨额融资不可分离的观点，这个意义上地缘政治、巨额融资便表现为世界城市拥有的能级竞赛。从世界霸权周期角度看，我们的确看到地缘政治的变迁、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和世界城市体系结构变化之间充满了高度的一致性。实际上，北京、上海、广州在主要排名迅速崛起的事实，反映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全面融入和发展的总动员与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世界城市崛起的事实反映了世界秩序的演变。当城市直接暴露于世界秩序中时，自身越来越受到世界秩序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压倒城市固有的本土性内容。譬如城市经济国际部门的迅速增大，国际部门和餐饮、住宿等辅助性部门高价格、高利润使其他部门难以与其竞争，导致城市结构某些部分的衰落和出局，城市内部出现了各种治理危机，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这些治理危机不仅仅影响城市本身，还直接影响世界秩序，这样本土也成为各种全球问题的来源。城市要参与治理就得主动行动，尽管城市本身并不具有管理国家的行为，更不可能获取超越国家的权威，然而城市仍然搭建了大量合作和治理平台，譬如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UCLG）、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联盟（C40），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联盟。这种平台和网络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效地促进各类行为主体意图相互了解，塑造规范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城市内部也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由此展示出了强大的技术领导力。事实上，正是在规范的塑造和技术领导下，城市拥有了“外交”功能和角色。

笔者从上述问题出发认为有必要将这些思考集中起来，系统阐述城市和世界秩序，当然这一切从城市化的启动开始，毕竟城市化整体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注释】

[1]金灿荣、刘世强：《延续与变革中的国际体系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4期，第120—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