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其分地管理城市化，重视战略规划，对重要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的编码和保护

发达国家城市持续不断更新，发展中国家迅猛城市化，然而不同更新方式和城市化方式造成的后果显著不同。亚特兰大和巴塞罗那两座城市对比说明，同样规模的人口和经济，采用不同的空间组织方式对环境保护、贫富分化、减灾防灾、传染病传播、应对恐怖主义造成的后果差异甚大。^[74]显然，交通、住房、商务建筑等空间组织须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绿色、低碳、幸福、创新成为核心指导理念的背景下，如何将这些理念形成治理标准贯穿到城市运行和规划实践中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世界标准化组织建立的城市国际标准——ISO37120值得借鉴。未来特大城市、城市组团或者城市区域是城市化、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式，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基础设施与管理水平未能充分有效供给就会产生矛盾，普通事件演化为安全事件可能性大幅提升，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内爆”。其实，对特大城市进行有效规划和管理，须着眼于功能纾解、区域整体协同和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著名城市史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认为伟大城市终极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安全、神圣、繁荣”^[75]，从生死攸关的“安全”角度看，规划和管理最关键的仍是人口、资源、交通、信息赖以流动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港口码头、机场、信息通信、能源管道、地下水管、医院等，必须确保它们即使遭遇重大冲击时仍能正常运行。“9·11”恐怖袭击、福岛地震引发的核电泄漏、纽约桑迪飓风、西非埃博拉病毒、中国SARS等案例显示关键基础设施的去功能化常常会瞬间引发全社会心理恐慌，这样普通、常规的事件就轻易转化为安全事件。如何在成本可接受的条件下对关键基础设施有效保护已成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核心命题之一。事实上，随着社会复杂化、现代建筑技术的大量运用以及智能化，城市运营日益精细，越精细、越复杂就越可能出现各种瑕疵，而些许的疏漏和瑕疵都可能造成基础设施乃至整个城市系统的崩溃，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语言，即风险弥漫。^[76]这就提出了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保护的需求。首先得对基础设施尤其是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定义，并在统一基础上编码，成立统一的保护机构并明确各类参与者的职责，做到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关键基础设施设计本身还应具有多重功能和适当的灵活性。尽管灵活处理和不确定性可能相当程度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成本，但是从战略高度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防止成本高昂的灾难性崩溃仍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