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速的城市化
城市化并不是21世纪才有的。城市化源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由此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早在1850年英国城市化就超过50%进入城市社会，[2]然而这种高城市化率在地理范围上仅限于英国。随着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开启，城市化也在欧洲大陆启动。19世纪下半叶，城市化这一过程主要集中于欧洲大陆，到1900年，世界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301个，欧洲就占了148个。1900年，欧洲城市化率上升到37.9%，10年之后又提高10%，[3]这时全球的城市化率仅为13%。1950年，欧洲城市化率已达到51.2%；美国为63.9%，1890—195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水平从35%上升到64%。
20世纪上半叶，更多国家尝试工业化，城市化随之在其他地区启动。1950年，全球城市化率为29%，此后，世界城市化开始呈现爆炸性成长，1975年世界城市化率达到了39%。世界城市总人口从1950年的7.3亿，增加到1975年的15.9亿，乡村人口从17.94亿增至24.76亿，换算成百分比，那个时期全世界乡村人口增加了38%，而城市人口却增长了118%。随着城市人口总量和城市化水平仍持续攀升，1990年，世界城市人口为22.63亿，约占总人口的44%；2003年，世界城市人口达到了30.15亿，占总人口的49%；200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超过50%。可见，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的确是世界城市化大发展的一个时期，无论是城市人口增长率，还是城市人口绝对数字，都反映出世界城市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4]进入21世纪，全球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为54%，2030年将提高到66%，届时世界城市的总人口从1950年的7.3亿增加到70亿。
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世界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起步，以及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占全球城市人口比例的不断攀升。195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仅39%，1960年增至45%，1970年上升到近50%，1990年达到61%。进入21 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率和绝对量已远大于发达国家。预计2015—2050年，发展中国家新增城市人口23亿，而发达国家仅为1.3亿，前者约为后者的18倍。[5]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提升，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的差距将显著缩小。2005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水平相差32.2%，到2030年，两者差距缩小到24.7%。[6]根据《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的数据，目前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是北美，达到8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81%，欧洲为74%，大洋洲为68%，非洲为43%，亚洲较低仅为50%左右，但亚洲城市居民人数最多，占了全球城市人口的54%。预计到2050年，全球新增城市人口将达到25亿，其中90%以上集中在亚、非，以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为主，印度约为4.16亿、中国为2.55亿、尼日利亚为1.89亿。非洲将成为城市化最为迅速的地区。预测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超越欧洲、南美和北美总和，城市人口占全球的份额将从2010年的11.3%上升到2050年的20.2%，到2035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2050年达到56%—58%。届时世界城市化率将上升至68%。(https://www.daowen.com)
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向城市地区的集中，还有城市建成面积的扩张。2016年版《城市扩张地图集》显示，1990—2014年世界城市人口增长了2倍，土地扩张则增长3倍。[7]这意味着土地城市化远快于人口城市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扩张地图集》还显示，当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加2倍时，城市土地规模将增长3.5倍，同期发达国家人口增加1.2倍，而土地扩张规模仅为1.8倍。预测2015—2050年，以人均城市土地增速、人均城市土地增速一半、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计算，发达国家扩张规模将分别为1.9倍、1.5倍和1.1倍，而发展中国家则分别为3.7倍、2.5倍和1.8倍。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土地城市化速度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人口密度的下降，如：伊斯坦布尔人口翻番，面积增加3倍，密度降低一半；墨西哥城的人口增长放缓，密度下降了1/4。我国也出现建成区人口密度快速下降的情况，从1981年的26 849人/平方公里降低到2010年的16 720人/平方公里。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土地城市化，而农民及其家属却未被城市化的城中村现象。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说明国际社会异常需要紧凑的城市化模式。事实上，不同模式的城市化对地球环境影响差异甚大。例如，2016年香港人口密度为46 700人/平方公里，2016年洛杉矶的人口密度为3 300人/平方公里，洛杉矶人均面积是香港的14倍。如果世界城市增长按洛杉矶的密度水平进行，那么世界城市人口将覆盖半个欧盟；如果按照香港密度，则覆盖意大利北半部。这意味着土地能否集约对世界资源、环境以及公共服务影响很大。
人口倾向于大城市集中，城市首位度持续提高，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尽管接近一半的城镇居民居住在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中，增速最快的也主要是人口少于百万的亚、非中小城市，然而超大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凸显却是不争的事实。首先，发达国家超大城市出现空间形态迅速变化。1950—1960年，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出现金融、商业和服务业代替制造业的情况，传统制造业开始迁出城市中心向大城市外围迁移，人口由城区向郊区疏散。在此过程中，围绕核心城市出现大都市区，成为新型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如波士顿—华盛顿大都市带、五大湖芝加哥—匹兹堡城市群、英国伦敦—伯明翰大都市带、欧洲巴黎西部大都市带、日本东海岸东京—名古屋—大阪大都市带。其次，20世纪下半叶启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出现了人口不受任何限制的向超大城市过度集中的现象，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巨型城市，如墨西哥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孟买。根据《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的数据，目前有33个城市人口超1 000万，预测到2030年世界将拥有43个超大城市人口将超千万，其中多数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东京人口最多，为3 700万，其后依次为新德里2 900万，上海2 600万，墨西哥城和圣保罗各有2 200万，开罗、孟买、达卡和北京也有2 000万。[8]
为何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超大城市过度发展的状况？在解释这一现象时，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心—边缘等的世界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原本被加诸的殖民城市格局得以强化；投资和经济活动、市场和基础设施都过度集聚于原先就具有优势的门户城市、首位城市，这些城市也就自然延续了超常发展的机会，形成了强劲的对人口迁移的拉力。发展中国家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从农村到城市的交通建设越来越好，在农村常常存在欠发展、粮食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土地占有高度不平等问题，农村到城市人口流动性增强，这是“推力”。在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下，超大城市常常成为首选，人口和建成区的扩张蔓延亦成为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