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市为抓手进行非传统安全治理

第二节　以城市为抓手进行非传统 安全治理

全球治理出现新变化意味着世界秩序的渐进改变，这种背景下安全（Security）概念从指涉对象、维护价值、威胁来源以及相应手段几方面急剧扩展。指涉对象不再局限于国家，上至全球、区域，下至地区、个体都可以在内。对象不同则安全“价值”相应变化，如传统安全价值主要为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而个体基本价值便是有序生活和经济福利。主体和价值多样化使安全威胁来源趋于多样，传统安全威胁主要为外来政治军事干涉，而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源自生态、资源、科技、经济、信息甚至猖獗犯罪。安全威胁来源不同使得安全维护手段不再局限于国家常用的军队、政府以及武器装备而多着眼于安全环境的改善、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安全政策的现实目标。^[36]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分野决定了国家不可能垄断所有安全事务，必须根据可能的潜在资源构建多主体协同的安全治理机制，实现“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37]的有机统一。安全机制建设过程中学术界和政策界普遍认为不同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呈现出显著的地方特性，需要将国际、国家、具体地点不同层次融合，进而创造出良好的安全环境。笔者认为城市尤其是世界城市越来越成为不同层次安全融合的主要节点，安全治理尤其非传统安全治理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城市化”趋势。显然，这里的“城市化”并非指传统的城市化定义，^[38]即城市和乡镇居住、工作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指非传统安全的城市空间转向，即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无论发生、演化还是蔓延都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因此，有效的安全治理机制不得不通过制度性分权和政策性分权重构国家权力，这些行为需通过城市予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