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的城市转向
非传统安全类型很多，内部的衍生、分裂仍在继续，对它们的认定和界说并不容易，例子中既包括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金融海啸、跨国网络攻击，也包括了国际恐怖主义、埃博拉病毒等[39]，然而即使清单很多也不能无限拉大以致失去意义。[40]一个事件要成为安全事件须有相应的界限和门槛，关键在于是否造成社会恐慌，是否需要超越常规的政策措施应对。如何才能说明它们正经历城市转向呢？其实，要判断他们的城市转向，一方面可以时间维度统计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性质匹配直接观察获得。鉴于统计数据或缺，只能从性质匹配进行直接观察，而这种性质匹配可大体分解为三个方面：非传统安全事件是否越来越多地发生于城市内部；如果不是直接发生于城市内部，那么是否正以城市为媒介；如果既不发生于城市内部，又不以城市为主要媒介，那么这类非传统安全的主要后果是否主要由城市来承担。目前看来，一些有着结构性、紧迫性影响的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确呈现出向城市集中的趋势。
第一，非传统安全政治事件通过城市尤其是核心城市空间展现影响力，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恐怖主义。“9·11”事件之后，城市恐怖袭击、都市恐怖主义数量确实惊人增长。统计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恐怖报告袭击案例，很容易发现重大恐怖活动几乎都在城市尤其是敏感或者核心城市出现。2008年孟买恶性恐怖袭击、我国边疆地区的“3·14事件”“7·5事件”、悉尼咖啡馆的劫持案件、巴黎《查理周刊》袭击案，参与者主要来自于大都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41]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孤狼的恐怖主义选择特殊的城市空间或者代表特殊意象的城市建筑，根源就在于城市特性，即电视普及、卫星传播及对体育赛事疯狂追逐催生过度的大众视觉文化，[42]这种视觉文化直接或间接满足恐怖主义期望的目标，而新的沟通技术——电子银行、网络、即时通信工具也赋予恐怖主义快速行动的可能。杰布·布鲁格曼（Jeb Brugmann）指出，城市具有四大优势要素，即密度、规模、协同、扩展，这些要素使社会逐步被改造为各种相互联系的网络和社群，领导阶层对社会自组织潜能失去控制，被边缘化的占大多数的城市居民终将联合，推动各种政治事件，如过往的美国黑人人权运动、伊朗革命、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近来的阿拉伯之春、土耳其骚乱等皆源于此。[43]城市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指出孟买、伦敦、特拉维夫、巴格达等地的爆炸案使得捍卫国家安全的行动不得不以城市作为前沿阵地；而国际冲突、不对称战争也投射于城市内部，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流离失所等诸多令人不安的景象。[44]显然，不同城市的对抗、暴力冲突有自身的独特背景和成因，彼此也毫无关联，却显示出当前世界秩序的总体特性，即当人们遭遇各类不满时总是以城市作为背景试图发出最强音。
第二，非传统安全社会事件正通过世界城市网络进行蔓延和传播，典型案例是传染疾病的爆发和扩散。城市和城市存在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由“流动空间”搭建而成的世界城市网络。“流动空间”由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提出，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流线和快速交通流线上正创造一种有反复的、可程式化的动态运动，这种动态运动通过节点将各种流动因素如人、物、资金、信息连接起来，对具体生产生活空间产生影响。“流动空间”本身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信息基础设施；第二层次是网络关键功能，以地域性为基础的活动和组织将地域性和整个网络连接起来；第三层次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显然只要被纳入流动空间，地方性就是全球性，然而不同地方性在流动空间中的位置和功能是不同的，可分为核心枢纽、普通节点和终端。按照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的观点，核心枢纽就是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城市节点对不同流动空间嵌入的位置和维度不同，决定了发生于以该城市作为媒介的非传统安全具体事件向全球蔓延的程度和覆盖范围。传染病是“流动空间”非传统安全扩散弥漫的绝佳案例。传染病作为安全议题历史悠久，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入侵雅典，导致1/4雅典人的死亡，其领导人伯利克里也是受害者。[45]此后人类社会周期性地遭受鼠疫、麻风病、霍乱、肺结核等袭击。[46]尽管欧洲港口城市在前现代和现代阶段中一直是重要的疾病传播点，但当代的城市化、城市流动性却助长了传染病的扩散。一些学者在海地调研发现HIV 或AIDS的传播与城市化进程、城乡移民、农村区域和首都城市的互动有关，城市人口的HIV 或AIDS感染率远高于农村，[47]而遥远的城市也比近在咫尺的乡村更容易传播。2003年发源于中国珠三角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经由香港向新加坡、台北、日本甚至加拿大蔓延，说明因为世界城市网络，“病原体可进入城市人口的途径已变得多样化了”。[48]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而该病毒始终未能向全球大规模扩散，这与西非主要城市尚没有完全嵌入到世界城市网络不无关系。由此看出，以计算机、港口、航空为基础的流动空间将某些地方性疾病整合到全球化进程，而全球主要交通枢纽或者主要国际城市一旦成为疾病传染中心，全球疾病防控形势就会遭遇极大挑战。
第三，非传统安全事件尽管本质上属于全球性的，但负面影响越来越多地由城市来承担，最典型表现便是气候环境变化。2014年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指出，气候变化引发日益升高的海平面和更具破坏性的风暴，对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挑战。然而气候变化构成的安全挑战并不是均匀覆盖于地球表面，联合国人口署的统计数据显示，沿海城市群、城市带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联合国减灾署的分析也表明，气候灾害地理分布大致符合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提出的“大陆边缘地带”理论，即洲际边缘的沿海地区最容易遭受袭击，而该区域往往高度城市化。[49]《世界城市化展望》指出目前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区域多数位于沿海或邻近有出海口的可航行河流地区，[50]全球平均每8个城市居民就有1名居住在低洼的沿海城市地带，其中75%（大约3亿—4亿人）在亚洲。[51]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2012年桑迪飓风，以及持续的海平面上升对城市交通要道、通信系统、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电力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威胁的也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52]气候变化不仅直接引发海啸等气候灾害，也引发城市其他的环境质量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提出“气候影响污染物”概念，如甲烷、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而这些污染物也是形成雾霾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持续严重雾霾对居民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已到了不得不超越常规的政策议程进行应对的程度。上述情况说明尽管气候变化、环境危机本质上是全球性的，但主要的负面后果却不得不由城市来承担。
不仅恐怖主义试图在核心城市获取政治影响力，足以造成大规模伤亡的传染病通过世界城市网络传播，气候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主要加诸城市区域，其他领域如经济、社会、科技也基本以城市为主要节点和载体。李少军认为“全球问题的凸显使得国家间安全互动形成更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国家都需要围绕共同利益进行互动，从而形成具有全球性的安全关系”。[53]然而，无论相互依赖还是共同利益都主要通过城市落地，由此城市或者作为载体或者作为自主行为主体，深度嵌入到全球安全结构中。这种嵌入说明安全不仅急剧“非传统化”，也正走向城市间的“流动化”和“去领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