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结

全球化使纽约、伦敦、东京拥有了对世界经济巨大的管理与控制能力，而这种管理与控制能力的实现依赖于先进的制度体系、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塑造下，越来越多的城市纳入全球系统，城市通过互动形成层级体系。在城市之间构建了一种强大的竞争机制，驱动着发展中国家进行激烈的模仿、赶超。全球城市显示了对实践的强大框定作用，演化为发展战略，包括制度对接、产业体系的重构以及基础设施的高端化。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替代了发展中国家关于自身如何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思路和评价，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发展中国家纷纷确立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且执行本质上类似的政策体系，确实带来了经济增长和自身在层级体系上的不断攀升，然而也与发展中国家殖民主义历史、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有着明显的内在紧张，造成比纽约、伦敦等建成世界城市更加分裂的职业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显著碎片化。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周期的逆转，发展中国家领先/门户城市困境史无前例地彰显，甚至出现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对发达国家的脆弱性依赖。^[34]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全球城市的弊端，并没有以去全球化的路径进行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仍积极贯彻“全球城市”发展战略，追求世界级影响力。这说明全球化加深相互依赖对世界各地都造成了一种锁定效应，而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也确立起自身高度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除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城市影响力的展现外，更在于高速的经济增长对中央和城市政府的激励，对全球化弊病的矫正也就只能依赖国家和城市两个层次丰富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不仅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的深刻涵义以及如何利用全球化，也需要从经济内部整合以及非正式治理形成的创新效应来审视自身的发展战略。即使真的希冀通过全球城市发展战略大规模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等多重目标，也并非简单的不顾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对全球化均质化被动响应。也就是说，即使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在方向上有正确性，在如何应用上仍有着巨大差异性。

图4-1　“全球城市”的地理扩散和合法化(https://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中国的两座龙头城市在国家战略和开放战略推动下取得相当成功，有效发挥国家现代化引擎的作用，目前更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走出去的桥头堡，被称为国家主导的全球城市。^[35]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教授指出中国对全球化要素吸引力并不在于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因为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很多，而在于劳动力健康、教育与自我管理，国内供需环境的流动性塑造，这些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而是包括革命在内的传统发展进程中产生的。^[36]这种传统发展进程无疑包括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以及基于“差序格局”带来非正式治理机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特色作为地方性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有着异常丰富的治理和发展涵义，不仅确保了全球城市内在分化的底线，更保障了全球城市发展以强劲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城市经济密度、投入产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未来全球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对价值捕获能力而非仅仅对全球化要素的管理与控制能力。这意味着全球城市理论范式提供的政策涵义即全球化要素的利用，简单地对标国际一流已有所不足，必须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包括科技创新、城市综合运营、全球城市区域一体化即综合价值链角度进行思考，而思考的成果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有所借鉴，这也是中国道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