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间合作和制度化平台成为国际体系中新的议题,城市网络搭建的政策网络日益成为全球体系的一种结构

(三)城市间合作和制度化平台成为国际体系中新的议题,城市网络搭建的政策网络日益成为全球体系的一种结构

城市网络本身的多元化说明城市环境异常复杂,经常受到不同向度甚至相反力的作用,流动空间又使得公共政策的设置、制定、执行和评估与以往大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信息瞬息万变,不确定性日益突出;(2)诸多政策问题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3)各类组织的自治能力增强,互动和交往愈加频繁,政策干预合法性和力度史无前例地减弱;(4)政策关联性日益显著,一个政策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其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府越来越不可能依靠自身就实现政策资源的动员,越来越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才能实现解决问题所需要的集体行动。这时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各类行动者关系的重要性凸显,或通过协商、或通过讨价还价、或通过博弈整合各类资源,最终呈现出政策网络态势。政策网络本质上是“一群复杂的组织因资源依赖而彼此结盟,又因资源依赖结构的断裂而相互区别”[43]。一方面网络嵌入到议题中,另一方面政策网络又镶嵌到国家制度和全球化环境中,由此形成一种双重嵌入,而双重嵌入最终使城市获取三种能力:整合、综合和扩大。整合效应即表明城市围绕某个具体议题吸引到不同的资源和行为主体,搭建出适宜的政策框架和工具。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指出城市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士实现跨国活动的有效协调和控制。综合效应即表明议题整合和相关经验的提供。目前全球体系议题层出不穷,环境—贫困—失业等低级政治与能源—军事等高级政治相互交织,但议题政策框架常常缺乏综合性,导致议题解决收效甚微。其实很多议题解决方案不一定都需要理性的设计,不一定都需要落实到地区层面,而地区层面的议题关联相对简单,譬如城市相对于国家更容易处理好经济复苏和减排的关系,低碳城市就成为低碳经济的有效实现方式。扩大效应即城市的杠杆效应,城市网络赋予城市国内与国际的双重身份,而这种双重身份使城市获取额外的政治施展空间和便利性,城市完全可以在母国政府和网络的双重要求中间做出取舍。一些学者甚至还指出城市可通过“回飞镖”方式扩大城市在某些议题方面的国际话语权[44],影响外部观众的价值观、原则以促进城市自身目标的实现。除此之外,通过有效沟通行为和杠杆效应,城市还可增强国际和全球政治利益的组织能力,如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大国一方面通过城市将国家和全球流动空间有效连接,同时又利用城市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从而获取新的国际战略空间。(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