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的实践后果
全球城市发展战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本质是竞争机制作用下南方对北方制度体系和政策实践的学习和模仿。全球化功能的承载需要高昂的社会运行成本，包括住宅、教育、交通、贫困、新移民等，且成本往往超出城市财政支付能力，这样城市内部就存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分化和博弈情况。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功能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催生了与制造业截然不同的职业结构以及收入分配情况。一方面是金融专家、技术管理精英，另一方面是全球化阶层服务的从业人员和显著增多的非正规制造业工人，中间阶层急剧减少。[22]卡斯特尔也认为全球城市是技术管理精英的集聚地，技术、管理精英需要大量生活服务，由此产生对国际低技能移民的需要。城市内部创造出了职业、收入分配和居住空间二元分化。显然，全球城市内部对世界经济的接近无论社会还是地理都是不平衡的，部分城区无缝对接世界经济，而其他区域则被排除在外，城市的包容性和整合性遭到严重破坏。[23]
既然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的社会分化在空间上有所呈现，那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迥异，“全球城市”发展战略又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区别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本质的特征是“发展中”。这种发展中表明人均GDP相对较低、人口众多、工业化滞后，通常还有被殖民历史。殖民主义带走了大量财富，严重侵蚀当地发展基础，却也给“首位城市”带来大量现代因素，包括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现代产业体系和全盘移植的法律制度。遗憾的是，这些现代因素远不充分，既数量短缺又结构失衡，与本土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更没有融合。由此，异常落后的农业与少量的工业项目、手工作坊与现代产业、局部城区世界主义与大部分城市区域显而易见的贫穷呈现强烈对比。除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力，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人口持续涌入首位城市的城市化阶段。根据联合国人口计划署发布的《全球城市化展望2018》报告，1990年全世界只有10个城市人口上千万，且主要位于发达国家，201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8个，2030年预计将有43个，新增量全部位于发展中国家。目前新德里已有人口2 900万，上海2 600万，墨西哥城、圣保罗各2 200万，开罗、孟买、北京近2 000万，[24]也就是说执行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的首位城市几乎都存在人口快速过量涌入的情况。然而，城市的公共服务尤其住房交通难以适应这种因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城市病大规模集中爆发；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聚焦高端化的产业结构，无法产生足够的就业岗位，导致就业和生活的非正式性异常突出，贫民窟广泛蔓延。工业化的落后也造成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效率并无实质性的提升，远远落后于人口向城市迁移，需求和供给缺口扩大、粮食进口持续加速，资源被用来购买更多的生存性资源，发展资源更加稀缺。(https://www.daowen.com)
这样，发展中国家在执行全球城市发展战略时出现了与经典全球城市类似的问题，机制有所不同、规模却更为宏伟：第一，社会结构呈现严格的金字塔形。加入WTO、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等对接国际制度确实带来了货物、人口、信息和资金流动的快速增长，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上升，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持续攀升，部分制造业外迁，产业结构高端化。然而，发展中国家城市高端产业结构只是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连接，无论数量还是内容与纽约、伦敦难以相比，由此职业结构呈现出显著分化。其可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和两对关系：既有因专业服务业而出现的专业阶层，也有为专业阶层提供生活服务的从业人员；既有因为规模庞大的制造业而大量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工人，也有移民大量涌入而形成颇具规模的非正式经济。从而形成不同于全球城市职业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对立：发展中国家首位城市的专业阶层数量相对有限，而制造业、低端生活服务业、非正式经济异常庞大，社会结构由此呈现为极少数处于收入分配顶端、中产阶层有限，而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金字塔形。第二，空间结构碎片化妨碍了城市的生产效率。人口持续流入对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大量资源投向先进的基础设施，廉价住房、公共卫生和医疗护理等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再加上就业岗位稀缺，基尼系数经久不跌。城乡、城市间、城市内部不平等日益视觉化。新德里、孟买、约翰内斯堡、雅加达都成为封闭社区、富丽堂皇的商业中心和难以言表的贫困、肮脏、疾病共生的复合体。北京、上海尽管问题并无其他城市严重却也呈现明显的中心和边缘两极对立。[25]也就是说，城市内空间节点差异悬殊，且节点之间缺乏有效的互联互通设置，空间呈现碎片化特征。这种碎片化不仅削弱了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妨碍了城市本身应有的集聚和规模效应，最终抬升劳动力价格、降低了企业盈利机会。第三，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也时有体现。全球城市发展战略依赖一整套正式制度和政策措施，无论对接国际制度、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基础设施更新都需要制度调整，以及准入、税收、就业等领域的政策更新，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和城市两个层面的制度治理能力严重不足，政策制定和执行也缺乏法治保障，常常出现扭曲。城市人口异质性丰富，经济、宗教、种族、地域、价值观等不同维度叠加出现数目繁多的利益群体，为民粹主义和不满情况的蔓延提供基础，加上愈加严峻的气候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部分城市出现了恐怖主义。开罗、雅加达、孟买、曼谷都发生过震惊国际社会的恐怖主义，圣保罗更面临治安和恶性犯罪持续攀升的窘境。第四，从效果本身来说，约翰内斯堡、孟买、圣保罗等在充分实践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之后，没有实质改变自身与顶尖全球城市的关系，与伦敦、纽约依然有着明确的被控制—控制关系，在全球城市层级体系仍然处于最低位置，最终卷入到服务发达国家的战略轨道，自主性依然缺失。更重要的是，全球城市注重外部世界的连接，加大了与国内城市体系分裂的潜在可能性，甚至出现了脱离东道国的趋势，必然与东道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造成内在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