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网络的类型

根据诸多学者的论述，世界城市网络是有等级结构的，然而这种等级结构根植的基础在于对世界经济的管理与控制能力。由于过度聚焦经济领域，使得城市网络难以整合政治影响力，如冷战时期莫斯科、北京被排除在城市网络之外，无太多跨国企业的华盛顿、布鲁塞尔也不具有体系的重要性，但显然不能否认莫斯科和华盛顿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管理和控制中心，也不能否认华盛顿、布鲁塞尔具有相当的全球影响力。为使城市网络更具有解释力，已不能将网络构造者局限于跨国企业。彼得·泰勒认为全球体系中的城市网络并不是一个而是数个相互嵌套、相互啮合而成的。除了跨国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构造的世界城市网络外，还存在国家间城市网络、超国家城市网络和次国家城市网络。^[36]国家间城市网络由政府机构特别是首都城市外交圈构造，由于外交代表国家主权而主权一律平等，因此网络结构呈现块状水平分裂；超国家城市网络由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构造，由于联合国诸多行动如人道主义援助、工程开发、维和、金融支持的地理分布极为分散，管理和执行却仍位于纽约、日内瓦、巴黎、海牙等城市，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和联合国机构的官僚等级决定网络结构是强烈的首位城市（Primary city）主导；次国家城市网络由非政府组织（NGO）构造，虽然全球公民社会存在联盟、合作伙伴和社会活动等多种形式，但NGO 却最关键，他们以城市作为组织和活动据点自下而上地寻求对政府政策和公众影响的最大化。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分布并不均匀且高度碎片化，但内罗毕、布鲁塞尔、曼谷、伦敦、新德里、马尼拉等城市呈现明显集中，^[37]由此该城市网络结构是并不强烈的首位城市主导。

表2-2　城市网络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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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表2-2列出城市网络类型，这四类网络相互嵌套、相互啮合共同构造出全新城市网络政治经济地理学。这里，仍存在一个关键过程即这四类网络究竟是如何嵌套、如何啮合的？要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引入曼纽尔·卡斯特尔创造的一个概念——“流动空间”。根据他的解释，“流动空间”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38]而“流动”“共享时间”关键在于空间距离的瞬即；空间距离瞬即不可能依靠铁路、公路、海运等传统交通基础设施而只能是航空和信息基础设施，由此先进基础设施的广泛铺设至关重要。正如道路需要承载汽车、货物，先进基础设施需要内容才成为“流动空间”，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首先带来了商品流、资金流、服务流甚至人才流，紧接着政府机构、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先后带来更为丰富的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和符号流，最终经济流动空间、政治流动空间和社会流动空间被广泛创造。虽然政治流动空间很大程度由核心区域“首位城市”和外交圈自上而下的进程所主导，而社会流动空间则为地域广阔的、相互连接的、多层次的个体、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的过程所引领，但经济流动空间、政治流动空间和社会流动空间通过先进基础设施的汇流表明世界经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全球治理和公民社会都融入城市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