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分裂的社会结构
伴随着世界级城市愿景的确立，制度对接、产业结构塑造、城市美化三方面政策实践的开展，孟买原本存在的社会分化日益凸显。在弗里德曼、萨森、卡斯特尔等诸多学者共同构建的世界城市理论范式中，城市和世界经济整合的程度以及城市在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决定城市功能与结构转型。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组织节点，具有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这种战略性主要体现在经济产业和就业结构活力以及相应的“榜样效应”上。此外，世界城市还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专业人才，成为国际、国内劳动力及移民的主要聚集地。传统分析通常只从市场和技术角度理解，却没有考虑那些并不在先进经济领域内的工作人员。其实，世界城市内部有着严重的职业分化，不仅有着金融专家、技术管理精英，也有大量的办公室文职人员、街道清洁工，随着弹性工作制的发展，这些工作常以非正式方式出现。同一时刻，世界城市内部的大量制造业迁移至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东南亚等。这样，伴随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以及制造业外迁，世界城市内部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出现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两极对立，世界城市不仅具有经济生产功能，也具有弱化劳工和领先企业的政治生产功能。
然而孟买对世界经济的管理与控制显然不同于纽约、伦敦等经典世界城市，表现在：纽约、伦敦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全球性机构要对全球生产网络和链条不断衍生进行集中的管理与控制，由此在产业结构中有显著的高比例。孟买只是将全球化和国家经济联系，一方面服务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另一方面服务于商品输出，服务的地理范围有限，由此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显然不可能比肩纽约、伦敦。更重要的是，印度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且这种城市化特征对孟买的发展战略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人口总量迅速提升。根据联合国人口署《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的数据，2010年印度城市化率为30.9%，2018年上升到34%，2020年为34.9%，城市人口将达到4.8亿，城市化平均增长率为2.37‰，远快于印度人口增长率的1.10‰；到2030年其将有6亿城市人口，城市化增长率为2.25‰，仍快于人口增长率0.83‰。其次，与非洲、拉美等类似，以超大城市为主要特征。[62]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等都处于人口快速增长阶段。1947年印度独立，孟买人口才600万；1960年工业化进程吸引大批移民，到1991年大都市人口已达到990万，2018年已达到2 287万，仅次于东京。预计到2025年，都市区拥有人口2 600万，占马哈拉施特拉邦人口的45%。再次，以半城镇化为核心特征。公共资源总量相对有限，无法提供居民所需的全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城市内部不仅存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社会分层，更存在种姓、语言、部族、宗教等不同维度的人口异质性，有效治理不足。在容积率、发展规划储备用地、租金控制法案和城市土地使用控制法等诸多法案的共同作用下，贫民窟得以广泛蔓延。[63](https://www.daowen.com)
功能性定位以及人口爆炸性增长给孟买的世界级城市愿景带来多重影响：第一，劳动力供给远超就业岗位。1970年起，孟买就进入去工业化时期，国家工业政策也鼓励孟买将纺织、化学等制造业外迁，制造业就业岗位随之流失，信息技术、银行金融等高技术低雇佣的服务业崛起。随着人口的超量流入，出租车、街头小摊、循环产业等非正式经济蓬勃发展。房地产价格超快上涨。根据在线房地产调查公司（Global Property Guide）发布的调查报告，孟买在2017—2018年是世界上第13个最昂贵城市，内城每平方米达到了10 900美元；郊外类似于上海嘉定或者松江，或者北京的通县，中产社区100平方米房屋价格大概在370万—400万元人民币，大量非正式就业的居民只能居住于贫民窟。如果说，1970—1980城市治理机制还承认城市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容忍贫穷人士未获批准的土地占据，那么进入21世纪对土地的需求则彻底压倒了过量的人口需求，由此贫民窟被越来越严格地清理。尽管如此，大孟买地区仍有约42%、超过900万的贫民窟人口。第二，人口向周边城镇扩散，孟买大都市区良性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凸出。1961年，大都市90%的人口集聚在大孟买，此后旧城的去工业化以及制造业沿着铁路和道路交通干道向新城塔纳（Thane），新孟买（Navi Mumbai）疏散，人口也随之流动。大孟买（Great Mumbai）人口占大都市区比重也随之下降，2011年为60%，2017年仅仅略微超过50%。随着产业、就业岗位和人口疏散、交通铺设，孟买城与新城以及更遥远的腹地联系逐步增加，对治理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1971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成立了孟买大都市发展局（MMRDA），可对整个地区进行规划，然而大都市区有7个市政公司、9个市政委员会、超过20个国家机构，职能交叉重叠、高度碎片化，使腹地难以与孟买旧城形成区域主义的有效治理机制。
这说明，全球化精英阶层塑造的战略规划、产业结构升级并不符合目前印度城市化大背景下的孟买现实，即持续的快速人口流入对学校、医院、养老、水电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这种战略只能导致低收入群体无论政治上还是实际资源投向上都趋于减少，生存环境恶化。一些学者发现，孟买的对标对象上海的主要公共服务支出是孟买的数倍甚至数十倍。[64]尽管政府为帮助孟买融入全球化，在宏观经济框架或者资金上进行了支持，孟买发展愿景始终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制约。[65]孟买仿照伦敦、纽约等进行了产业政策升级，并在区域的基础上进行人口和产业的布局，然而区域治理机制的匮乏尚难以有效应对凸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