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协作平台就是城市网络

这种城市网络是通过自愿、互利和协议等形式共同建立起的有组织的架构和平台。这类平台多具有一些社会网络的特殊属性，如开放性、包容性、波动性，同时也能积淀数据、知识、信息、标准，将全球事业和地方情势有效结合，因此也常被认为属于全球化的具体形式。《新气候经济报告》提炼出城市网络对城市发展具有以下意义：^[15]促进城市间的信息知识优势交流；使用共同平台和标准设计出相应发展和应对战略；推进地方政府能力建设使城市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有效执行；提升城市在国际国内获取各类资源的能力以及自身行为的可信度；推动国家对城市更有责任的赋权，进而实现投资和创新。正是认识到城市网的开放性、有效性和便利性，国际社会兴起许多具体议题或者综合性城市网络。马可·凯纳（Marrco Keiner）和阿雷·吉姆（Arley Kim）早在2004年就对当时53个城市网络进行了详细列表和分析。^[16]在诸多类型的城市网络中目前异常活跃的当属应对气候变化的C40^[17]和市长契约（Compact of Mayors），以及综合性的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UCLG）。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很少是这类协作平台的发起者，即使加入这类平台，其内部在议程设定、知识信息积累、话语权体系建设方面也与纽约、伦敦等经典世界城市有着明显的垂直落差。尽管如此，仍需要鼓励其参与，只有参与、加入、实践才可能获得这些网络的正向收益，缩小技术能力差距，推动自身发展。例如，约翰内斯堡商业更新区（CID）战略就得到国际核心城市联盟的支持，国际核心城市联盟的知识话语和最佳实践也常常出现在政策制定过程的辩论中。其实，发展中国家地方支持者的话语模式非常依赖国际知识以说服公众或者政府，这也可被理解为国际模式合法化的过程；又如C40中，有9个城市组成了核心管理组织，主要负责议程设定和成员资格讨论，而这9个城市就有巴西的圣保罗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为何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也需要加入到与世界城市战略目标并非直接相关的议题中来，其内在逻辑就在于全球发展新范式的兴起，世界城市目标不再局限于以资本、信息等为主要内容的流动空间，而必须包含低碳、可持续发展和幸福等内容，如果不对人类的重大挑战做出回应，那么这样的世界城市崛起路径在道德上将越来越不可能被接受。(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