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逻辑
厘清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必须首先说明城市和国际体系的历史逻辑，而这又显然离不开国际体系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许多理论家如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卡尔·霍尔斯蒂（Kal Holsti）、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 r Wendt）等从结构与进程、制度和问题、知识和观念等不同方面进行阐述。[1]秦亚青教授认为，国际体系有两个层面，即本体和内容，本体为体系单位性质，内容为实力结构、体系制度和规范结构。[2]笔者认为综合起来，国际体系可归纳为单元、客体或部分经某种形式规则互动而连接起来的集合体，兼具物质性、规则型和规范性，涉及权力结构、议题议程、制度规范，而维度也被划分为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性公民社会。[3]行为主体要进入国际体系必须跨越国界进入国际领域并在相应规范上和其他行为主体形成持续的、稳定的联系。当某个行为主体根据战略需要和具体情势先进入国际体系某个维度而暂缓其他维度，我们也认为该行为主体已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通常认为，城市是典型的次国家行为体，是国家的一部分，并无外交权限，与国际体系的联系应是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推动的结果，进入维度主要是全球市场体系，开始的时间应是20世纪下半叶。历史地看，城市是人口向一定地理空间持续聚集的结果，其形成存在两个先决条件：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为社会精英吸收以支持非农业活动；居民形成稳定的交往关系和成熟的社会规范。[4]贝纳沃罗（Leonardo Benevolo）认为城市一开始只不过是扩大的村庄（居民点），当村庄（居民点）持续扩大形成权力中心而统治者又通过权力中心控制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时，城市便成为政治核心。[5]然而，剩余产品总是有限的，城市汲取剩余产品时必须形成正当合理的叙说，而这种叙说的最初形式便是威慑和宗教。考古学证实古埃及、印度、中国、柬埔寨、秘鲁、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的城市文明都以威慑、宗教影响和封建主义作为基础，而这种威慑和影响力又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长而减弱。城市自诞生起就汲取农村创造的财富，组织、协调农业人口，创造专业化分工和相关知识，培育精致复杂的文化和宗教，常常成为贸易网络、军事动员的节点和管理控制中心。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非资本主义时期城市是“存储器”，对非城市共同体的权力行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前现代城市主要职能在于政治和管理，那么必然具备军事外交职能，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几乎涵盖了国际体系的全部内容。类似情况同样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以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和汉莎同盟最为典型。当马基雅维利给美第奇家族献上《君主论》，其意在帮助佛罗伦萨城获取整个意大利主导权时，我们看到城市间政治主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汉莎同盟是13世纪科隆、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北德意志主要商业城市为维护经济和贸易利益、抵御抢劫者和海盗袭击而结成的跨地域联盟，并经过两个世纪演化成为具有160多个城市成员的政治军事同盟。意大利城市体系和汉莎同盟说明，中世纪城市拥有足够权威赢得个体忠诚并自主展开对外交往。然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和随之而起的拿破仑战争使一切不服从主权逻辑的行为体烟消云散，意大利走向统一，汉莎同盟终遭灭亡，主权以及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终于形成。此时城市虽仍驻扎军队，仍是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但无论决策还是军队都已不属于城市本身。即使城市仍是政治运动的中心、地缘政治战略的据点，但这种重要性与“权力的存储器”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城市在国际体系结构下不可能产生获取权力、显示权力、维持权力的动机，也绝不至于产生城市间政治——为权力斗争与和平的战略诉求，更不可能试图获取体系霸权，因此很少发展成为对外关系的战略工具。
人类早期的城市体系都只是区域性的，物质基础主要来源于腹地剩余产品，而威慑和宗教影响力也都局限于当时技术条件能够传播的范围。城市要形成跨区域的影响力就必须实现权力基础从威慑、宗教到经济贸易体系的转换。中世纪晚期，归功于独特地理和生态环境，多元化、竞争性政治主体以及一致性的宗教力量，欧洲城市获得其他区域不可能具有的机遇，布鲁日、热那亚、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在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先后兴起，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中心。商业城市繁荣不仅带来了金钱，也为艺术、政治抱负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它们一方面争先恐后争夺、维护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在贸易进程中创造出普适性的贸易规范，如合理的定价机制、交易规则、结算买卖、合约履行、银行、信用券等金融安排，更催生适应商业阶层生产生活的公共空间和集体公共秩序。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商业城市的出现代表世界经济出现城市重心，城市政治影响力越来越从“威慑、控制”“宗教信仰”转变为金钱、利益。尽管如此，此时的贸易版图仍然仅仅通过城镇来表示，乡村处于空白之中，经济并没有实现国家化。[6]城市贸易寡头为保持优势地位进行频繁的政治运作，如覆盖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等城市，发展出了专门性的政治军事同盟——汉莎同盟，而威尼斯帝国和阿姆斯特丹则分别建立强大的海军。商业城市的繁荣和衰退之后，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伦敦作为其政治、经济、社会与权力核心，在全球体系的崛起清晰可见。经济增长、财富累积、人口规模、能源消耗以及建筑环境，逐渐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关键指标。工业革命的需求、地缘政治竞争和战争等因素使统治者不得不彻底改革政治系统，充分理性化，领土国家在所有形式的政治形态（帝国、城市国家、贵族领地等）中脱颖而出。[7]“城市孤立一隅或是基本孤立，他们对相邻经济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无法从中汲取力量，领土国家将不得不接过它们的任务。”[8]自此热那亚、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由核心的经济转换到领土经济，而工业革命将伦敦的城市经济进一步整合成国家市场，服从国家权力。城市虽继续作为国际贸易和早期殖民扩张的据点，但城市间的直接贸易已为领土国家关系所淹没，经济也必须接受国家的指导。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在这个阶段写出了服务于国家财富增长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
城市被国家接管，说明中世纪晚期社会秩序组织方式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求，城市虽仍是经济空间的主要载体，但动力源已不在城市而在国家。随着国家建构进展，殖民主义兴起，城市也在帮助殖民主义的进程中迅猛成长。英国等欧洲先进国家通过城市进口咖啡豆、黄麻、棉花、羊毛和各类谷物等原材料进行机器加工，而殖民地国家则通过自身的港口城市出口特定原材料，这一对应关系使得不仅是伦敦，包括圣保罗、加尔各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内的城市都在迅猛成长。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依附学派认为，外围国家最初的沿海城市是对外依赖的结果，由发达世界引入和强加，世界城市体系自然成为剥削—被剥削、不平等交换、核心—外围权力关系的空间表现。工业资本主义成功构建统一的国际国内市场，核心国家迅速增加人口和城市化产生对同质化商品及服务的巨大需求，以大规模生产为核心的福特生产方式获取优势。伴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与伦敦并驾齐驱。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重要性虽有所上升但依然保持对北方国家城市的垂直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