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
全球化和信息化全面推进，价值增值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灵活累积和后福特的生产方式。尽管跨国公司各类行动的制度和物理限制都在减少，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加殊异和细化，城市具有作为联系和接触节点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萨斯基亚·萨森认为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已超越主权国家的约束，城市日益成为全球商品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节点，发展中国家城市在对全球生产结构和价值链的对接方面也已不局限于母国原材料出口，而更多的生产、劳动力、金融、供应、竞争等要素在跨国基础上重新组织。据此，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认为城市正取代国家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的领土基础设施和空间本体。这意味着：（1）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织节点；（2）国家权威的流散和地方分权使城市获取广泛的自治权力，人们更乐于依托城市而非国家在全球范围活动；（3）城市和主权适度脱离，一些国家出现整体衰落而城市却令人瞩目地成长。其实，城市作为全球的空间本位，绝非孤立、零散和抽象的个体所能创造，而得益于外在牵引，而这种牵引正是由于网络的创造，网络赋予城市在全球层面的崛起。
“网络”概念源自自然科学，本义是节点和线路构成的产物，首先引入社会科学的是社会学。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网络是连接网络结构中社会行动者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有两层，即网络层次和节点层次，而网络层次由节点层次相互构建。城市间形成纵横交错、形式各异的联系，包括金融的、信息的、人流的甚至政治的，然而仅仅相互的联系并不足以构造城市网络。大卫· 克拉克（David Clark）对不同历史阶段主导城市（dominant city）的梳理，间接说明城市网络形成深深根植于经济社会体制和世界秩序整体面貌。1780—1880年，机器化工业发展迅猛，英国拔得头筹。该时期城市远未构成网状关系，财富累积和殖民主义的“核心—外围”使伦敦率先成为大英帝国政治权力中心和全球主导城市；1880—19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大规模生产、消费的福特生产方式成为财富源泉，多国公司成为生产关系的主要承担者，城市间横向联系逐步加强，纽约作为强大制造业中心崛起；1950年尤其是1970年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使财富创造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和后福特生产方式，生产结构分散化和灵活累积特性愈益突出，城市网络完全形成。城市的管理控制能力就必须聚焦金融、会计、法律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东京在服务日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需求中迅速成长。(https://www.daowen.com)
彼得·泰勒认为城市网络存在三个层次：系统层次，城市嵌入的世界经济是网状的；节点层次，城市间互动创造出等级和结构；次节点层次，作为网络构造者，城市内部的跨国企业通过分支机构为顾客提供全球无缝服务。[27]目前世界经济在普遍有效的基础设施、有序交往关系和组织制度基础方面已呈现出复杂精细网络，而跨国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关键在于城市间互动能否形成等级和结构。城市网络等级和结构关键在于城市控制性资源所代表的世界控制能力的差异，然而这种控制能力又如何衡量呢？有人以属性数据衡量，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地理面积、跨国公司机构数量、股票交易和专业从业人员规模等；还有人根据城市间关系数据，如航空流量、外资流入、货物贸易、电子信息字节等。无论属性数据还是关系数据，表示的都是服务能级和全球联结度。如果把全球主要城市的服务能级数据按一定标准全部计算出，将最高值和最低值作为基数，而其他城市分别与这两个基数比较，再通过比率的比较，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对全球体系的联结主要分为三类：支配性联结、顺从联结和中立联结。以彼得·泰勒为代表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按照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的“高阶生产者服务业”计分给城市排名，将世界城市分成Alpha，Beta，Gamma，呈现金字塔形。[28]约翰·弗里德曼受世界体系理论影响，按照联结经济区域大小，城市可分成全球金融节点、多国节点、重要的国家节点、次于国家级的区域性节点，其中联结度可形象描绘从一个点出发的线的密集度。国内以倪鹏飞为代表的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则提炼出了500个城市的全球城市竞争力。[29]虽然最新研究揭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城市网络由金字塔形开始朝着钟形演变，但最顶端的依然是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发达国家城市。[30]城市间互动出现清晰的等级结构说明城市网络最终形成。
约翰·弗里德曼曾指出，全球生产网络和要素流动是变化的，由此世界城市网络也有其“固有的非稳定性”和“易波动”（volatile）状态。[31]传统国际城市理论及网络特性中，以金融、保险、地产等服务业为核心的城市具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及控制力。由此，传统意义上高等级的国际城市最少，中等级的国际城市稍多，低等级的国际城市最多，呈现“金字塔”状。然而，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以及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节点城市进入到全球生产链和金融、贸易、创新网络体系中。这些新兴的节点城市不仅与顶级国际城市进行垂直联系与交往，也更加频繁地与同等级的国际城市进行经济、贸易、文化、政治和人员的联系，同时也对区域内的其他次中心城市进行辐射，带动次一级城市进入国际城市网络。这样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被卷入这一进程中，继而城市网络节点的个体增加，同时中等层级的国际城市数量增加。由此，世界城市网络的层级体系发生较大幅度改变，传统的顶级层级城市保持相对稳定，而次级或者稍微次级层次城市体系将有很大变化，中等层级的欧美传统国际城市受到冲击，新兴国家的城市等级有较大提升。因此，原来的金字塔状国际城市进一步向钟形转变，即国际城市的数量变多，网络结构进一步呈现扁平化。[32]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城市网络主要基于生产性服务业，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对那些产业结构高度服务业化，尤其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部分冲击较大，顶级世界城市多数属于此列，受到较大冲击，其自身需要较长的恢复阶段；而中等层级的国际城市大多制造业和服务业兼具，属于复合型世界城市，面对外来冲击，经济综合的表现和弹性都较大，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恢复期较短，因此，两个层级间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钟形”的发展趋势应能进一步延续。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恢复，一些地方性中心城市有望迅速崛起，这将进一步增大中等层级世界城市的规模与影响力，世界城市网络的等级体系在较长的期间内有望进一步从“钟形”发展为“鼓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