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

如果前现代城市的功能以政治为主，城市间贸易也服务于权势的目的，那么20世纪中叶，当城市再次进入国际体系时，其性质已不可同日而语。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工具革新降低了跨国投资、商业交易、人员流动的交易成本，公共领域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全方位松弛使企业面对的不再是一地一域而是全球市场。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必须根据相应区位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设立据点、构建全球经营网络。全球经营网络既增进了主权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机会，也使主权国家干预国内经济甚至政治事务的行为受到限制，因此国家空间关系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萨斯基亚·萨森等指出，城市既有能力运作基础性资源，又能将国家经济与全球循环回路连接，^[9]是全球化经营的最有利场所。约翰·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空间逻辑使城市取代国家成为商品、信息、人员流动节点。^[10]城市对全球市场体系的拓展增大了对能源和环境供给的需求，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人道主义、自然灾害、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大量增加。全球性问题需要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但仅限于国家不可能实现期望的治理绩效，拥有知识、信息和行动便利等诸多优势的非政府行为体凸显。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新的世界秩序主要建立在信息存储和知识生产上，尽管信息化、全球化解放了物理上的地域限制和政策的刚性限制，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依然有效。城市是信息交换、传播中心，也是信息生产核心地带，非政府行为体只有依托城市才能捕获足够信息，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反之，城市通过非政府行为体才能实现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