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多层治理观念，通过城市网络提升非传统安全治理绩效

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传染病、恐怖主义等新议题构建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制度体系，而这些国际制度体系又通过国际组织、21世纪议程、公私伙伴关系等渠道给予城市参与、嵌入的便利以及为其相关行动预留接口。城市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上接国家、下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可以充分掌握地方性信息和知识，根据自身实践和创新需要展开自主政策变革。在评论城市通过水的清洁消除传染病暴发和传播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指出城市能够获取解决自身问题所需要的知识。^[69]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特大城市构建的C40也表明城市并不局限于其他层次构建的政策执行者的角色，相当程度已成为政策和实践的创新者，特别是当国际谈判陷入僵局和国家政策缺位时尤为如此。^[70]事实上，从自愿到战略的低碳城市主义已成为过去20年国际气候治理最核心的特征。^[71]当然，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多层治理也需要全球层次共同的规范和行为准则。那么，这种规范和行为规则来自哪里？可以是国家间的国际协调，也可以是私营型行为体的市场实践，还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相关标准。由此，非传统安全治理既要超越全球也要超越地方，必须寻找一种能够跨越不同层次和空间，又将不同层次和空间有效连接的创新，而各领域、各维度的城市网络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72]经济学、社会学对多种形式的社会网络研究发现网络有正外部性，即网络参与者相互依赖产生效用函数，总价值随着网络中节点数目乘方而增加。也就是说，网络有信息、资源，网络共享程度越高拥有的用户群体越大，其价值越能得到体现。社会网络是如此、交通网络是如此，针对非传统安全议题而构建起来的城市网络也是如此。学者曾经研究欧洲“健康城市网络”的案例，发现这个连接了不同国家、不同规模的36个城市的网络显著提升各个城市的绩效，合作行为产生了明显的网络外部性。^[73]尽管不同城市参与的目的和采取的政策行为并不一致，但通过合作都挖掘到了各自的战略优势。由此可见，网络是激励创新的有效方式。当然，城市网络内外有别，网络优势只有那些参与网络的城市才能获取，而那些没有参与的城市则就是“不存在”，而网络节点城市如果不能承担相应的功能也可能被逐出网络或者自我退出。这意味着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边界是模糊的，可以无限拓展也可以直接忽略，关键在于接纳、整合。因而，如何保持网络的持续性，推进网络优势最大化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