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机理
经典全球城市内部经济有着正式/非正式，职业有着高端/低端，收入分配有着高/低，以及居住空间分异也遵循着中心—边缘。上海极力追求全球城市地位也有类似发展趋势，且这种发展趋势正对城市宏观—微观、城市—基层产生整体性的重构效应，一方面基层内部的同质性在强化，另一方面基层社区之间呈现更多的碎片化，由此带来更多的治理需要。如果说全球城市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机制在于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法律、营销等高阶生产性服务业造成的职业结构的二元分化，那么造成上海城市内部上述现象就不仅仅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更多地在于城市化、全球化合力推进下的对高端经济的追求。高端经济不仅需要制度承载，更需要为从业人员提供相适宜的生活娱乐设施，由此制度调整和建筑更新成为必需。这样，上海内部空间分异的政策机制就是持续的人口流入背景下的士绅化的城市更新。
士绅化（Gentrification）有着狭隘和宽泛两种定义。狭隘定义指将士绅化旧式城区重新复兴，主要指涉中产阶层对工人的移置和替换，对现存的中低收入阶层产生的巨大的不利影响；宽泛定义主要指涉房地产再开发、再更新，以及阶梯落差和随之而来的混合消费主义景观。从发展演变来说，士绅化本来只是分散、自发的过程，即旧式住房的翻新和零星社区的改造；随着世界各地城市美化运动的兴起，士绅化作为住房质量升级开始受到许多城市的青睐，与此同时利益受损群体特别中低收入群体也开始逐步抵抗；后来各地城市进一步发现，士绅化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开始受到许多国家和城市政府的支持，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还抓住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等大事件予以推动。由此，士绅化这个西方媒体记者发明的概念就从北美传播到西欧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布里斯班等，最终在北京、上海、孟买、约翰内斯堡等得到最大程度的应用。不仅如此，士绅化在应用过程中还逐步强化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秩序的重塑效应，致使士绅化狭隘与宽泛定义的区别和界线日益模糊，既涉及到存量的复兴和再开发，也涉及到中央商务区到城市边缘地带社区的扩展过程，以及消费主义景观的大规模开发。上海士绅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旧城的更新改造、城市区域的蔓延扩展和消费主义景观的兴起，其中最核心的乃是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
住房的市场化改革赋予了上海大规模士绅化的动力。出于城市更新、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上海政府在启动、促进士绅化进程中扮演了异常积极的角色，制定了一系列的新发展规划，包括南京路、淮海路、虹桥路、徐家汇、陆家嘴等。在将内城社区升级为高端商品住房吸引了大量富裕人士的同时，还在城市边缘地带建造了大批量的安置住房，大量原本居住在核心区域的中低收入阶层被成功地安置到城市边缘地带。城市建成区域也急剧扩张，缓慢确立起核心—高端、外围—贫穷的城市空间两极对立模式。[73]事实上，士绅化带来的另外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便是住房和土地价格的急剧攀升。
图4-3 上海房地产发展趋势图
资料来源：搜狐焦点上海。(https://www.daowen.com)
住房价格的急剧上升带动了上海整体土地利用成本。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房价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即以人民广场为核心，每10公里进行画圈就会发现价格的梯次落差。[74]高度士绅化区域，如陆家嘴、南京西路、人民广场、淮海路都有着异常高企的住房和土地利用价格，这种价格驱动着城市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的“创造性破坏”机制的形成，即拆除更多的旧式建筑（石库门）以适应全球城市所需要的管理和控制功能及从业人员的住房需求。由此工业、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都出现了向土地价格相对低廉的城市外围的扩散。这方面尤为突出的便是开发区的使用和推广，包括高科技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如浦东新区、虹桥商业会展中心、漕河泾高科技区等。上海城市边缘地带便经历了快速增长，其增长率也一直快于核心城区，GDP占全市比重一直缓慢上升，从1990年的20.9%上升到26.9%，再到2009年的52.7%。随着工业服务业逐步向外扩展，城市边缘地带产业结构变化，譬如1990年上海边缘地区的一二三产业结构为17.7%∶56.7%∶25.6%，到2000年就演化为5.4%∶57.8%∶46.8%，再到2009年的1.1%∶61.9%∶37%。不难发现第一产业一直下跌，而第三产业从1990—2000快速增长，而2000年之后有所下跌，其内在驱动力就在于城市核心区域的工业向边缘地带外迁，以便为承担管理和控制功能的第三产业腾出空间。这意味着士绅化的推行、土地价格不断攀升促使核心区域产生溢出效应，城市边缘地带承接了越来越多的从内城迁移出来的制造业。譬如，闵行原本作为卫星城镇予以发展，到1983年起却开始作为主要的高科技区域，目前却吸引了大量的非高科技制造业。
表4-6 上海各区县工业总产值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4、2011、2015、2018年。
边缘地带制造业比例的上升造成了多重后果：一是城市边缘地带耕地减少，从1990—2009年城市耕地减少了37.4%，主要用于自身的工业化和住宅小区的建设；二是边缘地带工业化比重的持续攀升发展吸纳了大量移民，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从1990年的3.3%上升到2009年的72.6%。大量移民形成新的聚居地和社区，而这些社区的基层治理与城市核心区域基于门禁社区的基层治理有着极大差异，对治理资源和协调需求更大；三是城市边缘地带的政治重要性上升，为了从高一级权威那里更容易获取优惠地位和采取更灵活政策，形成了从县级升格为区级的动力。